如果說以上4條法令對於豐臣朝廷來說有些陌生的話，那麼《天下檢地令》大名們就熟悉很多了。
只是這次的《天下檢地令》有所不同，為了給之後徵明做準備，秀吉就必須要摸清楚天下各地的實際知行數目。
但是在此之前各地上報的知行數其中的度量衡從來都沒有統一過，最直觀的例子就是九州在被秀吉討伐之前，筑前的知行為33萬石，但是在被秀家控制並用豐臣內部的度量衡進行測量之後，直接飆升至45萬石。
很多人覺得秦始皇統一度量衡不過是一紙旨意的事兒，其實沒必要大書特書，但是真正進行過一線工作人才知道秦始皇的偉大。
試想一下當有民眾來找你填表格時候，“在年齡問你是填週歲還是虛歲；姨媽算不算直系親屬；家庭住址是填身份證上面的還是實際居住的地址；我有兩套房，兩邊都在住，兩個都填還是填一個”等諸多問題的時候，你才會明白全國統一的標準有多麼重要。
以印度為例子，他建國後才統一度量衡的，採用公制，各邦民間還保留有多少奇怪的度量衡，印度政府都不知道；但是到現在文字還沒統一！
在上世紀70年代之時，在印度不同邦之間買賣布匹還會出現長短不一的情況，甚至不同邦之間的印度人，都聽不懂別的邦的土話。
其實像印度混亂到極致說不定還方便管理，畢竟這樣就從根源上打消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問題。
向歐洲歷史上各個自由市之間的度量衡不一樣，他們都心知肚明，因此在每次交易之時都需要經過精密的計算，大量的精力和時間都浪費在換算上了。
其實這個問題在金屬錢幣的兌換上尤為明顯，這也是替錢屋和錢莊大行其道的原因。
但是，如果你想要像德國一樣快速崛起，那麼統一度量衡就是必要的。
遠的不說，統一度量衡之後，各個自有城邦之間的貿易效率大大提升，市民和工廠也不用耗費大量的時間在單位換算上面。
購物也不再是一個需要文化的活計，消費的升級促進了產業的升級，產業的升級進一步促進消費升級，而國家則從各種升級中收取稅後，形成良性迴圈。
這個時代的秀吉或許不清楚其中的道理，但是過去做過行商，行走在近畿和關東之間的秀吉很清楚各地度量衡的差異。
即便是為了更好的掌控國內也好，他都需要下達命令統一度量衡。
比如在知行地的面積上他就規定“6尺3寸(約191㎝的平方＝1步，30步＝1畝，10畝＝1段（反），10段＝1町。”
換算成現在的單位進行理解就是3.65平方米是1步，110平方米是1畝（中國後世的1/6），1100平方米是1反（後世1畝的1.6倍），1.1萬平方米是1町。
根據此次丈量法，有的地方的地租大大降低了，而有的地方的地租卻增加了，放在總體來說，秀吉編制的地籍薄比足利幕府時期大大增加。
另外此次檢地在制度上也與過去不同。
自戰國時代尹始，各地的檢地就以自我申報的形式的方式為主，不過這一次，秀吉卻任命了包括淺野長政、堀尾吉晴、中村一氏、生駒親正四人為總代表，分別負責北陸+信濃、西國、九州+四國、東海道+甲斐近畿的檢地。
這些人之下分配加派一柳直末、田中吉政、谷衛友、寺澤廣高、新莊直賴、齋村政廣、別所重宗、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大谷吉繼等家臣配合。
至於秀吉的核心近畿之地則分別交給的前田玄以和石田三成兩人負責。
由此一來秀家這邊就需要分別面對中村一氏和堀尾吉晴兩人的檢地，而德川家康這邊要分別面對淺野長政和生駒親正兩人。
秀吉之所以這麼重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打算藉著此次檢地，依照新的統一規定，重新劃定天下的田畝，同時摸清領內的人口情況，順便兼顧刀狩令的實施，收繳民間的刀具。
因此不論是負責總方略的各地負責人，還是據地分國的奉行與力，都是身負重擔責任重大。
像秀家這邊需要同時應對田中吉政、大谷吉繼和增田長盛三個人。
倒不是秀吉刻意刁難秀家，而是西國之地幾乎就兩個大名：毛利和宇喜多，秀吉需要派遣兩個值得信任並且情商比較高的人去處理這兩個大名。
於是就有了石田三成負責山陽、田中吉政負責山陰、大谷吉繼負責四國的安排。
當然即便是一名奉行或與力負責一道依然不足以在短時間處理領內的資料，因為這個時代並沒有完善的教育體系，特別是在數學上多是師傅帶徒弟的模式。
更沒有像秀吉這樣在領內開設弘文館的存在，即便是武士識文斷字的比例也比較堪憂。
這就使得這些奉行根本不可能拋開這些領地的名主自己去重新丈量土地劃定稅賦，因此此次檢地雖然大張旗鼓，依舊沒有拜託名主們的操控，就像海綿裡的水，雖然擠出了很多，但是依舊存在一定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