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我去深圳邊防檢查站學習，6月返回途經我家鄉順便回家探親，這是我離家第八個年頭首次回家，也是我當兵第七年的第一次。見到久別重逢的父母、兄嫂及妹妹的激動心情的確難以言表，家鄉的親人，家鄉的土地，家鄉的山水，家鄉的一草一木都陪感親切，甚至連家鄉的空氣都是甜甜的。又正值春暖花開的季節，更加令人心曠神怡。我和親人徹夜長談，有說不完的話，道不完的情。我不是一個善於言辭的人，但在親人面前卻滔滔不絕。在輕鬆愉快之餘，一個嚴肅的話題擺到我的面前：我己24週歲，在我們家鄉男青年這個年齡還沒結婚的幾乎都沒有了。我的同學差不多都已娶妻生子，因此父母非常著急，生怕我以後找不到物件。他們還有一個想法，就是希望我在家鄉找，將來好回家鄉。這件事確實使我為難了，我這次回鄉本來沒有找物件的打算，說心裡話，我也不打算在家鄉找，但又怕傷了父母兄嫂的心，他們都再三勸我這次一定要訂婚再走。無奈我只好答應找找看，如果有合適人選不妨建立聯絡。沒過幾天三哥將本大隊一位女青年介紹給我，她是我小學同學，但年齡比我大兩歲，我不太滿意，但也沒有立刻回絕，只是同意建立聯絡，以免家人再繼續給我介紹他人。我們當時既沒有舉行訂婚儀式，我也沒到女方家裡去，只和她在我家見了一次面。幾天後我按期返回部隊，臨行前她把我送到火車站，我登上了返回部隊的列車。一路上我反覆思考，總覺得不太滿意，最後下決心斷絕關係。回到部隊在給家人寫信報旅途平安的同時，也給那位女青年寫信，表明了斷絕關係不再聯絡的態度。對方沒有再來信，只有我家人來信深表不滿，狠狠指責我一頓。回到站裡我沒再回十八里，而是到政檢科幫助工作，正巧就和那個女大學生在同一個科。不久就有人為我和她撮合，首先是和我一起去深圳邊檢站學習的政檢科檢查員，接著是政檢科副科長。選我和這位女大學生開始談戀愛。我們第一次單獨見面的情景至今仍然記憶猶新，那是1967年夏天的一個晚上，她邀我到她的宿舍，一見面我們兩個都有點緊張，平時談工作時那種輕鬆隨便的感覺不見了，兩人都不知道從何談起。後來還是她首先打破了沉默，她拿出兩枚同樣精緻的毛主席像章對我說，你有女朋友嗎?如果有，這兩枚像章送給你，你們倆每人一個；如果沒有就送給你一枚，另一枚我自己留著。就這樣巧妙地打破了僵局，表達了意向。當時全國興起毛主席紀念章收藏熱，每人都收藏有幾十枚，多者上百枚。毛主席紀念章成了當時最珍貴的禮物。我們兩人建立戀愛關係的事很快就寫信告訴了父母，好讓老人放心，也是平息一下因我和那位家鄉女青年斷絕關係而引起的家庭風波。”
“我和她經過近兩年的接觸交談和書信往來，於1970年大年初一去滿洲里民政局領了結婚證，晚上舉行結婚儀式，結為夫妻。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我們的婚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了。站後勤將一間做倉庫的平房騰出，用白石灰粉刷一下，就成了我們的新房。站裡給我們配了一張舊三鬥桌，再加上我們兩人原有的三隻手提箱，就是我們新婚的全部傢俱。沒有床只有火炕，床上用品就是我們自己的軍被。婚禮非常簡單，我們買了幾斤喜糖、水果、瓜子和香菸，大家晚上來新房開了個茶話會，當時的政治氣氛緊張，大家都沒有心思鬧洞房。這就是我們的婚禮儀式，就連我這個新郎也是結婚的前一天才從外地出差回來，別說婚紗照，連個普通的合影都沒有。簡單的婚禮籌備工作是由她一個人完成的。”
“我1973年3月從外運公司回邊防檢查站，直接到政檢科幫助工作五個月以後，也就是1973年8月正式任命為政檢科檢查員。這是我提幹後的第二個任職命令，第一個任職命令1966年1月任命為交檢科組副組長。在這七年半時間裡，雖然任職命令未變，實際工作崗位頻繁變動。先後在政檢科、政治處、呼盟軍分割槽、勤務中隊，還在三家地方單位三支兩軍，共在八個單位工作。平均不到一年就變換個崗位，最長的是在外運公司支左，一年零三個月。而且每次到新崗位都是當時的要害崗位，是必需加強的單位。因此我對工作崗位頻繁變動而四處奔波，自己不僅毫無怨言，反而認為是領導的信任和重用，我把它當成鍛鍊提高自己的好機會。”
“那時個人利益服從革命需要不是掛在嘴上，而是大家的實際行動。只要工作需要，犧牲個人利益是常有的事，我也是這樣。比如我入伍第七年才首次回鄉探親，而且是出差順路探家。我們結婚也沒享受婚假，婚後僅休三天春節假，第四天就離家去了十八里。1969年和1971年兩個孩子分別降生，我沒有請假照顧愛人和孩子。大孩子即將誕生，正值全軍處於一級戰備時，駐滿洲里部隊都進入山區構築工事，吃住在山洞裡。我愛人即將臨產，無奈只好一個人回杭州老家生孩子，產後三個月又是自己一個人挑著孩子和行李、奶粉、暖瓶，長途跋涉4000多公里返回部隊。而我這時還從未到過岳父家，從未見過岳父母的面，這次本應到杭州接愛人和孩子，順便拜見岳父岳母，可是因一級戰備，未能成行。第二個孩子在滿洲里出生，我當時正在扎資諾爾電廠搞軍管，事先讓妻子的小妹從杭州趕到滿洲里照顧，我繼續在電廠上班。我們結婚四年多兩個孩子都很大了，我才第一次到杭州看望岳父岳母如此等等。這些行為在現在人們看來簡直不可思議，而在當時一點都不奇怪，就連我愛人和親屬也毫無怨言，大家都認為這是正常的。”
“那時工作成績的好與差，並不和工資福利掛鉤，不論本人幹得多麼出色，也只能等全軍工資普調時才能動一級。我1966年提幹定為行23級，一直到1972年才晉升到22級，將近七年才晉升一級，而且級差僅有十多元錢。當時的工資待遇僅憑行政級別，而職務和軍齡等均不直接同工資掛鉤。文 化 大 革 命期間，不論軍隊或地方工資調整都全部停滯，七年晉升一級就不足為奇了。以後基本每五年晉升一級，我到1987年晉升為19級，直到1988年末實行軍銜制才進行工資改革，基本工資由軍銜、職務和軍齡三項組成，另加各種補貼。滿洲里邊防檢查站政檢科的主要任務是檢查監護一、二次國際列車，一、二次國際列車是北京至莫斯科的客運列車，經滿洲里口岸出入境。列車為蘇聯車體，列車長、列車員均為蘇聯人。為便於沿途聯絡和治安管理，列車在我國境內執行期間，我方也配備一名列車長和兩名乘警。還加掛一節餐車，為旅客和乘務員提供餐飲服務。另加掛一節硬臥車，作為我方乘務人員宿營車，閒置鋪位供國內旅客購票乘坐。”
“所有乘坐一、二次國際列車出入境人員，都要在滿洲里火車站辦理我方出入境手續，由口岸聯檢各單位同時登車辦理。邊防檢查站查員登車收驗護照證件，查驗無誤後拿回辦公室登記並加蓋驗訖章後再登車發還。由於中蘇關係日趨惡化，乘坐一、二次國際列車的旅客不多，尤其中蘇兩國旅客很少，大部分是其它國家的過境旅客。最多的是越南留學生，其次是朝鮮駐蘇聯及東歐各國的工作人員和商務人員，西歐旅客人數也不多。”
“政檢科工作對我來說比較陌生，雖然六年前曾在政檢科工作過，但時間很短，僅一個多月，只是對檢查國際列車的程式有個瞭解，對全面工作並不熟悉，尤其對各國護照證件檢查仍很陌生。政檢科交檢科有很大區別，交檢科工作量大，條件艱苦，但業務相對簡單，尤其護照證件單一，僅有中蘇兩國護照證件，而且大部分是鐵路員工名單；政檢科則不同，雖然工作量小，國際列車每週僅出入境各一次，但護照證件複雜，旅客多達一百多個國家，護照證件多達數百種，還有世界各國的各類簽證，作為邊防檢查員都必須熟練掌握，還必須熟記我國同世界各國簽訂的有關進出境各項協議和規定等等。這些不是在短時間內能夠熟練掌握的。加之我又不懂外語，熟悉起來難度更大。我在老檢查員的幫助下，抓緊時間學習業務，熟悉各國護照、證件、簽證，掌握其特點規律，學習我國同世界各國簽訂的出入境問題的協議，還要學常用外語會話等。在檢查現場，開始時老檢查員檢查，我跟在旁邊看，後來我檢查老檢查員在旁指導把關。就這樣邊學邊幹，逐步熟悉起來，不久就可獨立完成檢查任務了。”
“隨著時間的延長，我的業務知識由不熟練到比較熟練，再到運用自如，不僅對各國護照、證件、簽證熟悉了，也對我國的對外方針政策和各項有關規定有了較全面瞭解，對世界各國的風俗習慣，風土人情，以及對華政策也注重瞭解積累，逐步成為一個較成熟的邊防檢查員。只可惜我沒有下功夫學一門外語，本來有機會也有時間學，尤其學俄語條件更好，不僅上班時間可以學，下班回家也有家庭教師，沒有人比我自學俄語更方便了。可是我始終未能下此決心，有我自己的主觀原因，也受政治氣候的影響，在那個大搞突出政治的年代，誰要深鑽某一學科，會被扣上走白專道路、單純業務觀點的帽子。因此大家都是學一點業務用語以應付工作，沒有人系統學習某一門語言，包括懂一門外語的幹部也是如此。有的語種平時用的機會很少，也就逐漸淡忘了，只有俄語、英語、越語、朝鮮語用得較多。多年來領導強調學習業務用語會話，各種常用外語的業務用語每個人都學幾句，從不安排系統學習某一門外語，也不舉辦外語培訓班。這就是我搞一輩子邊防檢查工作，而沒有學會一門外語的外在因素。當然，也有自己認識不高，努力不夠的內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