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踏進部隊大門的我，雖然來到北部邊疆，又面對頭號敵人，自然條件很差，政治氣候嚴峻，隨時有發生武裝衝突的可能，但我和其它同志一樣，受光榮感、責任感和使命感的支配，能安心服役，認真學習，努力工作，加上我自幼好勝心強，不甘落後性格，對自己處處嚴格要求，學在前幹在先，受到領導和同志們的好評。1964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月提升為班長。當戰士四年，年年被評為五好戰士。和現在兩年服役期相比，我入團、入黨、當班長並不算快，可我們的服役期是七至八年。我在同期入伍的戰士中佔全了四個第一：第一個入團、第一個入黨、第一個當班長、後來第一個提幹。我在交檢科當戰士時還學會了照相，那時會照相的人很少，不光個人沒有相機，一般單位也沒有，只有重要單位才配備，如公安、外事等單位。滿洲里邊檢站當時只有三部相機，都集中在政檢科，交檢科雖是大科，任務量很大，又地處邊防一線，也沒配備相機，沒人會用，檢查現場一旦需要拍照取證，則由政檢科臨時派人趕到十八里完成。一天突然有人通知我說，站長找我有事，我當時有點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站長直接找我一個小兵有什麼事?邊想邊來到站長面前，同來的還有另外一名蒙族戰士，站長開門見山要我們兩人學照相，並且由他親自教，接著給我們講了照相的構造、工作原理，還講了光圈、速度、取景等攝影技巧，親自帶我們到室外練習拍照。臨走時把照相機留下，留兩卷膠捲供我們練習。我很長一段時間想不明白，站長為什麼在百忙中親自去十八里教我們照相。或許是到十八里有其它工作順便教一教，或許他想和我們接觸對我們倆進行考查瞭解。攝影是站長的業餘愛好，並有較深的功底。就這樣站長成了教我學攝影的啟蒙老師。現在回想起來第二種可能性最大，因為時隔不久，政委也到十八里分別找我和那位戰士談話，徵求我們願不願意留在部隊長期幹下去，對我們提幹進行思想摸底。站長教我們攝影以後，我就開始從事兼職攝影，後來又學會了黑白膠捲沖洗、照片洗印、放大等，為攝影打下了較好基礎，也為後來學習彩色攝影創造了條件。十多年後，我被選送到公安部邊防局舉辦的彩色攝影培訓班學習一個多月，初步掌握了彩色膠捲的拍照、沖洗的手工操作方法。這些都是後話。”
“1964年，交檢科勤務中隊除原有的四個班外，又組建了一個警衛班，專門負責國門站哨和自衛哨，我被任命為新組建的警衛班班長，全班共十人，都是從原四個班抽調的。不知為什麼，幾乎把勤務中隊所有後 進的戰士都集中到我們班。事隔不久真相大白，警衛班全體調離交檢科，到站部機關搞警衛，機關組建了警通排，共有兩個班，我們班是警衛班，負責機關門衛站崗，另一個班是通訊班，由通訊員、話務員、司號員組成。雖然我當班長僅一年多時間，但這一年卻對我成長進步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我們班後 進戰士多，教育管理難度大，這對我鍛鍊提高反而是有利的。部隊的班長和其它單位的基層幹部有所不同，班長每天二十四小時和全班戰士生活在一起，雖然自己也是戰士，但對全班戰士思想、學習、工作、生活方方面面都要管，大到天文地理，小到雞毛蒜皮，這話一點不錯。對戰士管理要以關心愛護為基本出發點，主要靠說服教育和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僅靠行政命令是行不通的。對戰士的管理既沒有經濟手段可用，又沒有職務和崗位變動的制約。所以當班長確實是鍛鍊提高的好機會。”
“1965年5月底我被選送到內蒙古公安總隊教導大隊進行培訓，教導大隊在內蒙古西部的豐鎮，靠近山西，離大同市不遠。這次訓練以擒敵技術為主，另有射擊、刺殺、戰術、佇列等，共訓練三個月。時間不長，但學擒敵技術時間不短，有兩個多月每天每天訓練時間都在八小時以上，累得腰痠背疼，回宿舍不少人爬上床都很困難，幸虧教員都是專職的，訓練強度把握較好，加之穿插其它訓練科目，大家都堅持下來完成了任務。我們剛到豐鎮教導大隊報到，全軍就開始統一取消軍銜，帽徽改戴紅五星，領章改戴紅板大絨領章，一顆紅星頭上戴，革命的紅旗掛兩邊，這就是當時解放軍的形象。和取消軍銜同步進行的還有公安部隊改編成了解放軍，公安部隊建制取消，劃入解放軍編制序列。取消警 銜時我戴上士銜，是警士最高銜。這時我入伍還不到四年，卻經歷了三種體制。剛伍入時是人民武裝警察，沒有警 銜，帽徽是國徽，領章是紅色塑膠平板，中間戴金色盾牌。1962年改編成公安部隊，開始佩戴警 銜，我被評為上等兵，和我同年入伍的絕大部分戴列兵銜。公安部隊警士每年晉升一次，我以後還戴過下士、中士、上士。公安部隊執行解放軍的條令條例和所有規章制度，享受解放軍的待遇，是國家武裝力量的組成部分。北京設公安部隊司令部，公安部長羅瑞卿大將兼任公安部隊司令員。1965年6月1日劃入解放軍序列，同時取消警 銜。劃歸解放軍後入伍的新兵每月只有六元津貼費，我們仍保留原36元津貼，另加百分之二十的地區補貼，我一直到提幹前一直享受43.20元的津貼費。豐鎮教導大隊集訓共三個月，我於1965年9月初回到滿洲里邊檢站，仍在警通排當班長。”
“1965年春，那時我還在交檢科警衛班，一天下午我正在國門哨位上站崗，政委找我談話。政委是一把手，站黨委書記，我知道政委很忙，找我談話，一定有重要事情。果然不出所料，見面政委就問我今後有什麼打算，願不願意提幹在部隊長期幹下去，我幾乎未加思索就回答，我服從組織需要，讓我走我就走，讓我留就留。這樣的回答在今天看來是在打官腔，可是在當時是再自然不過的了。當時全國正在轟轟烈烈學雷鋒，毛主席和其它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為雷鋒同志題詞不久，雷鋒成了全國人民心中的楷模，全國黨風正，民風齊，整個社會風氣大變，人人學雷鋒、個個做好事己成為當時社會的主流。所以我的回答也確實是我的心裡話。就這樣，這次談話不超過十分鐘，時間雖短，它卻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從此，我在部隊一干就是三十五年，直到退休。”
“1966年，我的任職命令公佈，任命為滿洲里邊防檢查站交檢科三組副組長，行政級別23級，和我同時提幹的還有我同年入伍的一個戰友，我們兩人是六一年入伍戰士中最早提幹的，站長曾教我們兩人學攝影。我到交檢科三組報到時，三組只有兩名幹部，他們倆像老大哥一樣關照我，工作中也是各自發揮自己的長處，比如：他們兩位多年在交檢科工作，在組織勤務、指揮檢查等方面都積累了豐富經驗，所以業務方面的事他們倆管得多些。我文化水平比他們高，他們兩人都是小學，寫封信都有困難，所以要寫寫材料等文字方面的事，自然落到我的肩上。另外我剛從教導大隊受訓回單位不久，軍事技術比他們好些，組織軍事訓練一般由我負責。我們整天工作生活在一起，大家都很開心，逐漸成了朋友，不僅工作相互支援，生活也相互照顧。那時同志間關係都很純潔，大家以誠相待，沒有相互利用相互排斥的歷害關係，如果個別人為本人個人利益亂拉關係，他就會受到公眾輿論的譴責，成為眾矢之的。”
“我提幹後在交檢科實際工作僅一年多，儘管我的任職命令有七年半都在交檢科，直到1973年前都任交檢科三組副組長。可實際上卻從1967年4月就離開交檢科，先到深圳邊檢站學習邊檢技術檢查一個半月，回站後到政檢科、政治處幫助工作，又抽到思想宣傳隊、三支兩軍等，頻繁變換崗位，哪裡需要到哪裡去。深圳回來後不久就到政檢科幫助工作，可能是準備開展技術檢查吧，可是僅一個來月。技術檢查工作尚未開展，又於1967年調我到政治處幫助工作。政治處的工作很忙很累，但讓我工作能力有了顯著提高。有一次內蒙古軍區佈置各團以上單位寫突出政治、狠抓路線鬥爭教育的經驗材料，為把這個材料寫好，站領導決定成立一個臨時寫作小組，小組由政治處一個幹事牽頭，又從交檢科抽調了一個俄文翻譯，還有我，共三人組成，經過幾天的努力寫成初稿，後來又幾次召開幹部座談會徵求大家意見，經反覆修改後定稿上報。這個材料不僅我們寫作小組滿意，站領導滿意，全站幹部也滿意。後來內蒙古軍區轉發了這篇文章，並作為典型經驗上報總政。當時在全站引起轟動，我們三人也就成了公認的筆桿子。其實這篇文章最多隻能說文筆還可以，它本身就是極左思潮的產物。那時大約是在1968年夏天，文 化 大 革 命進入清理階級隊伍的高潮，在那個極左思潮氾濫，遍地都是敵人，打倒一切的大背景下，又是寫路線教育的文章，不可能是實事求是的。”
聽到葉長青老站長提到文 化 大 革 命，呂子龍激動起來，他說：“老站長，這段歷史您可以詳細說一下嗎？我過去在編站裡的史志時，發現這階段缺失得非常厲害，幾乎沒有什麼能招到的資料，您跟我說說吧。”
老站長聽到呂子龍這麼問，不好拒絕，但是也沒有直接說，而是跟呂子龍說：“呂隊長，這段時期的歷史是非常豐富多彩的，但是今天我看時間可能不太夠了，我先留著，下次有機會跟你單獨交流吧。”
呂子龍明白，老站長對於這段歷史還是有點忌諱的，當著丁潔、東子和茉莉的面不太好說，所以也就作罷了。
老站長喝了一口水，接著說他的故事：“那段歷史咱們先略過不提，來說說我的個人事項吧，因為我覺得我的個人事項，跟當時的大環境是分不開的，從我的人生軌跡，你們可以感受到當時的歷史氛圍。”
“好好好！”這回丁潔開心了，終於聽到老站長說他個人的事情了。
老站長說道：“1965年我從豐鎮教導大隊集訓回到滿洲里邊防檢查站後，發現站裡新來了兩名女大學生，當時我的思想很單純，沒有對她們有任何想法。有一天，一個女大學生來到警衛班，要求替戰士站崗，被我拒絕了。拒絕她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當時天已經很冷，她剛從南方來，不適應高寒區的氣候；二是沒有女同志穿的氈靴。這件事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覺得這個女大學生很潑辣，沒有大學生的嬌氣，願意跟戰士打成一片。後來，她成為了我的妻子。這是我們第一次打交道，以後她還是來要求站崗，她很堅決，我就同意了她的要求。不久我提幹命令下達，任命為交三組副組長，長住十八里，見面機會很少，除非全站性活動或勞動才有機會見面。當時全站性活動不多，而勞動卻不少，邊檢站有自己的蔬菜地，主要種土豆、大白菜、大頭菜、蘿蔔等蔬菜，春種夏鋤秋收都由幹部戰士自己動手。蔬菜地都在十八里，全站幹部經常到十八里勞動。一天全站到土豆地鋤草，中午在交檢科休息，男同志都到各班組宿舍閒聊，十八里沒有女宿舍，這位女大學生只好到執勤室閒坐，那天正趕上我值班，我們開始了首次交談，主要談業務工作。她對交檢科業務不瞭解，對貨車、汽車的檢查監護都感興趣，我們談了很多，也很談得來。這是1966年夏天的事，那時我剛提幹不久，沒有想到婚戀，覺得不過是一次同志間閒談而已。說實在話，我和大多數人一樣，對知識分子存在偏見，當時知識分子社會地位很低，一直作為被改造物件，什麼臭知識分子、臭老九、要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等等。但是透過這次交談，這位女大學生給我留下的印象很不錯，覺得她熱情、直率、性格開朗。以後由於組織文藝小分隊，我在站部活動多些，也經常同她見面，但沒機會交談，僅僅是見面打個招乎點點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