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剛到政檢科工作不久，經歷了一次邊防檢查站領導體制的變動。那是1973年8月，全國所有邊防檢查站都從解放軍序列中改編成人民警察，完全變成職業化。幹部辦理了轉業手續，每人四個月工資作為轉業費，戰士也辦理了退伍手續。邊防檢查站改由省公安廳直接領導。這次變動和前幾次變動一樣，只是領導體制變動，邊防檢查站的名稱不變、任務不變、福利待遇也不變，只是脫離了部隊，完全地方化了。可是這次體制變動時間很短，僅持續了一年，到1974年9月又變成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公安部和各省公安廳都成立邊防局，恢復了武裝性質，幹部戰士雖然沒重辦入伍手續，也自然又成了現役軍人。”
“我這次在政檢科工作時間較長，從1973年3月至1978年8月，將近五年半時間。這期間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是1976年是中國歷史上極其特殊的一年，這一年中央三位主要領導人相繼去世。我們雖然遠在祖國邊疆，卻時刻都在關注著北京的局勢變化。這方面我們有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一、二次國際列車中方的車長、乘警會及時把北京的動態透露給我們。北京所發生的一切，都時刻牽動著我們的心。”
“1978年8月我調到辦公室任參謀，具體負責業務工作。滿洲里邊防檢查站和其它邊防檢查站一樣，機關不設司令部，只設辦公室、政治處、後勤處。辦公室職能和司令部相似，它是全站軍業務和行政指揮機關，辦公室主任相當於參謀長。”
“我到辦公室任業務參謀是具備良好條件的，我從入伍當戰土起就在交檢科工作，提幹後也在交檢科，前後實際在交檢科工作六年多時間，對交檢業務較熟悉。後來又在政檢科工作近六年，政檢業務也熟悉。這樣我對陸路口岸客運、貨運列車、汽車的檢查監護及護照件的檢查都能熟練地單獨完成任務。當時滿洲里邊防檢查站只有政檢、交檢兩個業務科，後來又組建一個調研科為三科，那是半年以後的事了。”
“辦公室人不多，當時共三個人，一個主任，一個軍事行政參謀，我任業務參謀。辦公室雖然人很少，任務卻很重，負責全站的行政、軍事、業務的指揮協調工作，還要輪流參加政檢科現場值班，有時政檢科人手緊張還要上崗親自參加檢查。現場值班參謀主要是協助值班站首長處置現場發生發現的問題，瞭解掌握現場工作情況。由於當時中蘇、中美關係及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高度緊張，弄不好小事也會影響全域性。因此，請示報告制度很嚴，需請示報告的事情很多，涉外問題事無大小，一律請示報告。滿洲里離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將近三千公里，又無軍用直線電話，用地方線路。那時通訊很落後，打一個長途電話經常要等幾個小時才能接通，接通也往很難聽清楚，可國際列車停車檢查時間僅有100分鐘，發現問題再請示，離開車時間已所剩無幾。國際列車檢查經常有事需要請示，為此經常造成列車晚點。為儘量保證列車正點執行，邊檢站申請安裝了一部長虹電話，長虹電話是一種特殊重要的電話，省部級電話會議以下的其它各類電話都要為其讓路，而且線路質量好，聲音比較清晰。可謂一部長虹在手，請示報告無憂。”
“業務參謀不僅經常參加現場值班，更重要的是對全站業務工作的指導。根據站首長的意圖，擬定全站年度業務建設計劃和年度業務培訓計劃，並分期佈置實施；督促檢查各業務科的業務工作開展情況；總結業務建設的經驗；組織全站性業務培訓；搞好每月的業務工作簡報和填報業務報表；起草處置各種涉外問題和重要業務事項的專題報告等等。由於業務參謀僅一人，工作量又大，加班加點是常事。尤其是起草檔案很多，涉外問題的處置要一事一報。處在中蘇關係極度緊張時期，需要請示報告的事情很多，業務參謀的工作量大增。”
“1979年春天我國發動了對越自衛反擊戰，我軍從雲南、廣西兩個方向越南發起全線反擊。我們地處北部邊疆的部隊也進入了一級戰備，防止蘇聯從北部發動突然襲擊以支援越南。當時中央對蘇聯可能採取的手段有三點基本估計，一是謾罵，二是恫嚇，三是小規模入侵。因此我們也進入臨戰狀態，除留下部分兵力保證正常執勤外，其餘人員又一次進入南山臨時工事中，家屬也疏散到草原牧區。果然不出中央預料，蘇聯大造輿論，對我進行謾罵攻擊，同時在邊境一線大搞軍事演習，就在十八里對面大量集結兵力，空中有飛機，地上有坦克、裝甲車、步兵的聯合軍事演習，連續搞了幾天，有突然襲擊發動進攻的態勢。”
“滿洲里駐軍完全進入臨戰狀態，不過我方在邊境一線並沒有解放軍設防，我國當時對蘇戰略是放進來關起門來打，滿洲里只有邊防檢查站和市人武部及一個武警中隊，一旦大打起來只能起報告情況的作用，如果能把敵情及時、準確報告給上級，實際上就完成了任務。至於能阻擋多長時間就很難說了，只有兩三百名武警和部分民兵，武器裝備只有步槍、衝鋒槍等常規輕武器，連一挺重機槍都沒有，更不要說大炮、坦克、裝甲車之類的重武器了，怎能應付現代化戰爭。所以幹部戰士都做好了自我犧牲的思想準備。”
“實踐證明中央三種可能性的估計是正確的，蘇方只是搞了謾罵和恫嚇兩步，並沒有發動區域性戰爭。在戰備最緊張的時候，我的家庭也發生了很大的不幸，我72歲的老父親於3月在黑龍江我三哥家中病故。正值中蘇邊境形勢最緊張、戰爭一觸即發之時，我未能去給老父親送終，留下終生遺憾。”
“我在辦公室任業參謀的時間不到一年，又重回交檢科工作。在辦公室工作時間雖短，對我的鍛鍊提高卻很大，特別是組織指揮能力和總攬全域性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參謀和檢查員雖然都是一般幹部，卻有很大不同，當檢查員只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政策業務水平就可以了，不存在組織指揮問題。當參謀和當基層領導也不一樣，基層領導只要根據領導的指示，認真抓好在本單位的落實就夠了，而工作的規劃、計劃則是領導考慮的事。當參謀就不同了，除提高自己的素質外，還要上情下達，下情上達，要幫助領匯出謀劃策，要組織協調全站的業務工作，要搞計劃、安排，要抓好落實，要總結經驗教訓，要起草大量文字材料。因此當參謀對提高駕馭全域性的能力，提高謀略水平和組織指揮能力，都是大有好處的。一個成熟的參謀不僅要領會和貫徹好預導的意圖，還要對自己分管的工作提出合理的意見和建議，獻計獻策，否則就不是一個合格的參謀，只有又參又謀才是成熟的參謀。我當參謀時間雖短，卻受益匪淺，為以後走上領導崗位奠定了基礎。”
“1979年5月，上級任命我為交檢科副教導員，下令一個月後才去十八里報到，原因有二，一是一級戰備結束要總結，二是參謀工作要交接。交檢科工作對我來說並不陌生，我從當戰士時起就在交檢科，先後在交檢科工作多年，對交檢科工作尤其業務已很熟悉，但做好全科的政治工作卻是一副重擔。因為交檢科是個大科，差不多佔全站總人數的一半，有幹部也有戰士，而且地處邊境一線，業務工作量大，條件艱苦，又處於對敵鬥爭的最前沿。做好政治工作，使幹部戰士保持飽滿的熱情，旺盛的鬥志，完成好執勤和戰備雙重任務，是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我雖然是副教導員，因為沒有教導員，就成了科裡唯一的政工幹部。業務科政工幹部和其它政工幹部有所不同，不僅要管政治工作，也要管業務。科領導要輪流值班，跟班執勤，負責處理檢查工作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同時還要負責全科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具體事宜。我這次回交檢科工作時間不長，前後不到一年，於1980年3月下旬接到了調往龔州工作的通知，就開始了做搬家準備。”
“回顧滿洲里邊防檢查站近二十年的工作生活，令人心生感慨。我從十八歲當兵，就來到北部邊疆為祖國守護北大門。1980年4月離開時已三十七歲，我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華獻給了祖國北疆。近二十年來雖然沒有做出驚人的成績，卻也踏踏實實盡了自己的努力。首先經受住了艱苦生活的考驗，在零下五十度的高寒區，一干就是二十年，無怨無悔，為守衛邊疆做奉獻；二是經受住了崗位頻繁變換的考驗，先後在十來個崗位工作，滿洲里邊檢站除後勤我沒沾邊，其它各個崗位都幹遍了，先後在連隊、政檢科、交檢科、政治處、辦公室，還在地方三家單位參加三支兩軍，在每個崗位都圓滿完成了任務，受到領導和群眾的好評；三是經受住了緊張戰備的考驗，這二十年也是中蘇關係最緊張的二十年，在我去之前中蘇關係開始出現裂痕，即將徹底破裂，不久蘇聯就由老大哥、靠背沙發變成了頭號敵人。我離開後中俄兩國關係開始解凍，朝著友好方向發展。我雖然沒有經過戰爭的洗禮，卻也經受了長期緊張戰備的考驗，為此也做出了個人的犧牲，兒子出生我未能陪伴在妻子身邊，父親去世也未能為老人送終；未能做一個合格的丈夫，也未能做一個孝順的兒子。自古忠孝不能兩全啊！”
說到這裡，雖然已經過去了這麼長時間，但是老站長還是忍不住熱淚盈眶。老站長的話讓呂子龍和丁潔也很難受，對於家庭的愧疚，他們感同身受。
老站長抹了一把眼角的淚水，繼續說道：“1980年4月，我和妻子調到了東海省公安廳邊防局。從北部邊疆滿洲里調到東海省，一般來說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連我們自己也完全沒有預料到。我們這次跨省跨大區的調動，是一次偶然的機遇促成的。一次公安部邊防局一個工作組到滿洲里邊防檢查站搞調研，帶隊領導在一次和我妻子偶遇閒談時知道她是龔州人，而且我和妻子二人都是邊檢業務骨幹，年紀又輕，當年都只有三十七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就主動提出東海有幾個口岸正準備對外開放，你們願不願去?我們當然求之不得，豈有不願意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