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對商人階級的厭惡尤為深刻：但凡是行商者，其戶籍都從原本的農籍中取出，納入單獨的商籍之中。
或許在後世人看來，這並沒有什麼——不就是把戶口本換了個分類嗎？
實際上，西漢農籍和商籍的區分意義，類似於後世開國初的成份區分；農籍類似貧農階級，商人則類似於地主階級。
也就是說，一旦被納入商籍，便意味著政治成份帶上了汙點，基本沒有機會進入體制之內，甚至無法向正常人一樣生活——列入商籍的人，官府會單獨劃分出居住區域，集中居住。
所以封建時代的商人，永遠無法發展為資本——有錢之後，商人都會花大半家財走通門路，將自己的戶口從商籍拉回農籍，再用剩下的錢在家鄉購置田地，做個土財主，成為地方豪強。
對於這種賺了錢，就跑回家鄉剝削農民的地主豪強，西漢有其獨特的處理方式：以‘為天子守陵’的名義，將各郡豪強富戶強制遷移，武裝押運到關中，天子陵寢附近的陵邑之內，近距離監控管制。
對外美其名曰：廣遷天下豪傑，以實關中，以固國本。
透過這樣一茬茬割韭菜的方式，國家政權得以保證在人才儲備，以及社會財富等方面，關中對關外的單方面碾壓。
而豪強之所以在地方呼風喚雨，靠的自然不是有錢——要真說起來，皇帝才是天底下最有錢的人！
他們靠的，是在地方上積澱多年的名望，以及多年經營出的人脈。
驟然被政府強制遷徙，到了魚龍混雜的皇城腳下，豪強們自然就被磨掉了爪牙；再被關中地頭蛇敲詐一番，其家祡大幅縮水，便在數代之後泯然眾人。
不過，漢家多年堅持不懈的將豪強從地方遷入關中，卻沒能避免其中的佼佼者即便到了長安，也沒有被地頭蛇撕碎，反而是搖身一變，變成了長安地頭蛇的頭頭。
安陵杜氏，就是這樣一個勵志的例子。
早在劉邦病逝，惠帝登基那年，劉盈的安陵便正式動工，安陵邑在不久之後落成，杜氏就被作為典型，舉家潛入安陵。
不過隨後發生的一切，卻讓長安本地豪強大跌眼鏡！
杜氏並沒有如別的家族一般，被長安本地的豪強分食，而是一到安陵邑，都還沒來得及住進新家，當代杜氏家主便找人託關係，聯絡上了當時的右丞相陳平，提出將嫡女送與陳平的庶子為妾！
當時的輿論認為，即便是給庶子納妾，陳平作為開國功勳，也不會願意和商戶扯上親家。
可是三天後，杜氏嫡女便在長安百姓眾目睽睽之下，被抬入曲逆候府後門。
至於原因，則是在不久後揭示在長安百姓面前——杜氏將家鄉糧庫中的粟米全部拉到長安，以每石一百錢的價格，售賣給了陳平掌下的國庫。
看上去，杜氏似乎沒有做什麼，但實際上···
高祖劉邦四十七歲才起兵，自是沒有什麼經濟概念；發現國庫窮的跑耗子，便一拍腦門，發行了三銖錢，並規定三銖錢的價值，等同於當時市場上流通的秦半兩錢。
要知道秦半兩錢，重十二株！
劉邦卻規定三株錢，半兩錢價值相同，這就相當於：國家拿著一張五塊，來換你手上的二十。
一夜之間，漢家天下集體通貨膨脹四倍！
而作為皇城，本就人口集中，物資嚴重依賴於外部輸入的長安城，物價更是狂飆不止。
杜氏以每石一百錢的價格，將那接近十萬石糧食賣陳平給國庫時，長安的糧價，是一石三千五百錢！
也就是說，陳平的國庫‘花費’一千萬三銖錢，買下杜氏的十萬石粟米後，轉手放到市場上一賣，就賺了足足三萬萬四千萬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