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說晁補之口中說李斯乃是小人之儒,不過是他口中用來堵住轅固生的一句戲言罷了。
要說晁補之為什麼要說這一句話,還要從法家的誕生與崛起說起。
當初孔子死後,受魏文侯之弟魏成子邀聘,孔門七十二賢之一的子夏晚年講學於魏國之西河,在這裡建立了子夏學派。子夏之西河學派實開後來齊稷下學派之先河。
這個學派就是法家之祖,其門生首先是魏文侯。
《史記》說:“文侯受子夏經藝”。
子夏的弟子中包括李悝、段幹木、田子方、吳起,這些人都是法家的得力干將。
其中李悝(克)與吳起成為一代著名政治家、軍事家。
在中國法制史上,李悝是一位有開創意義的人物。
戰國初期,魏秦兩國先後進行了變法,對此後中國政治經濟之變革與發展,所起作用甚大。
魏文侯任用李悝為相,目的是變法圖強,其政策一是重農主義,“盡地力之教”,二是法治主義,以法治取代禮治。變法使魏文侯時代的魏國在列國中首先臻於富強。
魏文侯時,李悝(克)先任中山相。後來又作過國相。
班固說:“李悝相文侯,富國強兵。”
李悝為國相後,審訂諸國舊法,著成《法經》六篇。李悝《法經》為秦、漢以後歷代法典之所本。
李悝所著《李子》三十二篇,列於法家之首,當由其門人所撰集。
因而李悝一向被公認為戰國法家之始祖。
商鞅學術源出李悝。《史記》記商鞅攜《法經》由魏國入秦,被秦孝公用為國相,以《法經》作為在秦變法之理論指導。
而後就是後來的法家的韓非子、李斯等人,可以說整個春秋戰國時期一直都是法家在實現自己的治國抱負。
李斯輔佐秦始皇一統六國之後,秦始皇幹了一件事情,就是“焚書坑儒”。
這也是晁補之反駁剛才轅固生儒家強大的話語。
法家的始祖李悝乃子夏之徒,學說大部分學自儒家,而後雖然自成一系,但追本溯源,仍然是儒家一脈,畢竟中國人自古就有尋根問祖這麼一說。
可李斯卻幹了這麼一件類似有些“欺師滅祖”的事情。
晁補之提出這些那可是妥妥的打臉了,當然了不僅是打臉,還是“啪!啪!啪!”不停的打,臉都打腫了。
當然了這些轅固生都可以一笑而過,可以不認,逼近了李斯等已經另著書立說了,不算儒家了。
可晁補之還問了他“性善論”和“性惡論”,哪個是正確的,這他就無法回答了。
善惡是最樸素或者說是最簡單的世界觀,當然了也是中國哲學最重要的研究課題之一,所以幾千年來,關於善惡的討論層出不窮、精彩紛呈。
然而在儒學當中,孔子是談論人性問題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