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種種，導致《1942》成為了馮曉剛導演生涯的滑鐵盧。
相較於其此前作品，《唐山大地震》的高票房，《1942》成為馮曉剛職業生涯中少見商業失利案例。
得出結論。
中國觀眾不吃嚴肅歷史題材這一套，沒有審美能力。
觀影主力從80後變成90後，這群小孩、年輕人，不理解老一輩的傷痛，只懂得娛樂至死。
觀眾不行！
品不出藝術價值與歷史意義。
中國電影市場不行！
對嚴肅歷史題材看法具有侷限性。
不過小鋼炮勇氣可嘉，敢於嘗試，實現了個人創作從商業喜劇向歷史正劇的轉型嘗試。
儘管市場遇冷，卻為中國電影留下了深刻的現實主義印記。
以後大家不要吃力不討好了，不要再拍這類的電影了，民族苦難還是留在紀念館吧，不要傳播了。
然後。
《1937》來了！
同樣的嚴肅歷史題材，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記憶不比河南饑荒輕鬆，但是首周票房超過《1942》全週期票房。
似乎，也許，大機率.
不是觀眾沒有審美能力？
也不是電影市場不吃這一套？
有沒有可能，只是可能，是電影不行啊，或者從業者有點問題？
也不是質疑誰。
同樣的題材，觀眾自然會對比。
《1937》與《1942》顯然在歷史觀和敘事角度上存在極大差異。
《1942》死氣沉沉，帶著歷史迴圈論與宿命論的基調。
展現了饑荒、腐敗、民眾苦難等災難在歷史中不斷重演，暗示社會問題根植於結構性痼疾，難以透過個體或單一事件改變。
國民政府救災遲緩，官員貪汙腐敗，導致饑荒蔓延。
災民在逃亡中逐漸喪失希望，甚至出現“易子而食”的極端現象。
結尾字幕提到“1943年河南又豐收”，暗示苦難被遺忘，問題未被解決。
全片充斥壓抑與無力感，最終未給出明確出路。
傳遞的只有“歷史是死板的動態迴圈”的悲觀論調。
自上而下的俯瞰視角，透過災民、政府、記者、外國傳教士等多重視角，展現災難的全貌，但個體命運被宏大敘事稀釋。
角色多為被動承受者，如老東家範殿元最終失去一切，充滿無力感，絲毫不見個人對歷史程序的主動影響。
白修德拍照揭露真相，與國民政府無動於衷形成明顯，進一步暗示個體努力在體制性腐敗前的徒勞。
很明顯，《1942》的歷史觀是封閉的，歷史變成了無法打破的迴圈。
結尾的豐收與遺忘，暗示苦難的重複到來，未來缺乏變革的可能。
電影揭露了歷史傷疤，批判權力腐敗與人性異化，但未提供解決方案。
無論是馮曉剛還是原著作者劉震雲，他們的歷史觀點，歷史只是鏡子。
擺在那裡了，也就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