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同樣的嚴肅歷史題材，《1937》則彰顯了歷史能動性。
透過普通人的求生與覺醒，強調人民是歷史的主體，苦難中孕育著希望。
陸大川兄弟透過偽裝、賄賂、組織自救等方式在絕境中求生。
南京城內，集體力量在覺醒，鹽幫、棺材鋪等民間組織形成互助網路。
電影的片尾彩蛋，新四軍兵工廠的工人透過技術革新支援抗戰。
展現了歷史進步的必然性。
透過工業崛起、民族覺醒等畫面，暗示組織起來的人民能改寫命運。
電影雖直面血腥與絕望，但始終穿插希望線索。
不是解構，而是建構。
最終落腳於民族精神重構的積極主題。
視角自下而上，聚焦普通人，以印刷工兄弟為核心，透過其微觀生存細節反映大歷史。
逐步從個體昇華到集體，陸水生從逃亡者成長為兵工廠技術骨幹，個人的覺醒，也象徵著底層民眾從求生到覺醒的轉變。
《1937》不僅是“以史為鑑”，不只是“照鏡子”，還要“正衣冠”，“面向未來”。
歷史觀是開放的，具有活力的。
從始至終強調苦難是重構民族精神的基石，歷史傷痛最終能夠轉化為凝聚力和行動力。
經過電影的藝術化表達，將歷史苦難昇華為民族精神的載體。
而且觀眾的共鳴，是在觀影節奏，以及故事呈現，對觀眾友好的敘事中悄然完成。
形成了《1942》和《1937》的敘事分野。
從歷史看，1937年更為黑暗。
汪精衛“曲線救國”為何影響如此之大之壞，因為真絕望，漆黑不見五指。
到了1942年，也絕望，但是日寇已經盡顯頹勢。
同時，共產黨的力量也顯露出來了。
但這些並未在《1942》上有所呈現，影片瀰漫著無力和沉寂，和《1937》截然相反。
說的再直白一點，《1937》是“我的困難”，透過人民史觀與藝術昇華，完成了從控訴苦難到重構精神的跨越。
而《1942》是“他的苦難”，止步於對歷史迴圈的冷峻凝視，站在岸邊。
敘事的分野，自然帶來了票房的分野。
《1937》獲得了觀眾的支援，首週四天票房比《1942》上映半個多月還要高。
如果沒有《1937》，“沒有審美能力”這口鍋觀眾要一直背下去，這個題材也會冷下去。
然而，當戳破電影圈以及媒體圈自說自話之後，會發現中國觀眾是友善的，有審美能力的。
《1942》題材絕望，敘事也絕望，節奏感差勁，但依然有很多觀眾捧場，票房也不低，只是相對於馮曉剛的小品喜劇，以及成本來說低了。
說明只要電影有優點，觀眾就會支援。全世界找不到這樣好的觀眾。而有些導演有些公司一而再，再而三的辜負。
不僅辜負，髒水還要潑到觀眾身上。
花錢找罪受！
類似的事情不止一次發生，觀眾不知道被PUA了多少次，泥人還有三分火氣，觀眾是真的生氣了！
“不能讓陸釧跑了，一點點把節奏提升上去。”沈三通目光落到了還在上映的《王的盛宴》，主要是陸釧大佐有一部同題材同型別的電影。
已經有觀眾進行了對比，但缺乏有序的引導，打擊感不強。
沈三通要給陸釧大佐上上強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