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是政治的延續，從形式上看是軍人的鐵血較量，實際上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如果和親、納貢甚至是割地、賠款能解決政權出現的危機，統治者也會使用。歷史上做的最好的明朝，對外一直奉行不和親、不納貢，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與之相反的是清朝，前期無數的公主出嫁，後期近三千個不平等條約，只為了維持女真一族的私利，使得近代中國積貧積弱。新中國成立後雖然廢除了所有的條約，但在國家建設上還要為清朝的腐朽買單，這也是為什麼到了二十一世紀才提出民族復興。
左戰與二人指點江山，評古論今，一時興起提出一個大膽的想法，說道：
“打仗是朝廷的一種手段，是為國家和民族利益服務的，歷代中原王朝與北方遊牧民族的對抗都是政治較量，唯獨霍去病的打法是純粹的軍事毀滅。”
兩人聽聞甚覺深奧，彷彿碰觸到了比戰爭更為實質的東西，戚昌國有感而發的附和道：
“聖上英明，臣的父親早年在江浙一帶抗倭，曾感嘆大明朝雖然國力強盛，但難以把所有力量集中到一點。倭寇可以尋找最薄弱的地方攻擊，隨便掠奪一座城池就足以支撐他們繼續作戰。反觀我朝被動迎戰，從戰略上是防禦性的，雖然消耗了大量的財物，犧牲了眾多將士的性命，卻不能徹底的消除倭寇。”
左戰聽聞內心為之一顫，感嘆這個時代的精英的戰略眼光，中華民族從來不缺人才，便將自己理解的一些現代軍事理論稍作修飾後繼續說道：
“這是由於戰略決策者沒有把握好資源和戰略目標在特定空間和時間的匹配關係，以及利用地理阻力實現戰略與目標之間的矛盾轉化。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和蒙古人、倭寇、女真人的戰爭是不對稱的，他們可以透過掠奪來實現以戰養戰的目標，我們被迫透過消耗國力來實現以戰止戰的方略。這種不對稱的戰爭導致我們不敗而敗，敵人不勝而勝。
就拿這次建虜之亂來講，努爾哈赤每次掠奪都能收穫無數，在物質的誘惑下八旗兵甚至不需要動員就跟隨他左右，與其說他們是天生的戰士不如說他們是天生的強盜。反觀我們的守軍，一邊和建虜媾和，一邊向朝廷追要軍餉，養賊自肥成為戰爭的受益者，這就是為什麼李如柏等人會放任關內的軍隊被逐個殲滅卻不支援。朕正是看透了這點，才派孫承宗奪了他的兵權，重組遼東鐵騎。”
兩人聽聞茅塞頓開，這才明白為什麼小皇帝當初並不著急處決李如柏，反而讓他回到遼東收羅舊部，最後再將他派到朝鮮。透過兵不血刃的方式取得對遼東鐵騎的指揮權，然後組建新軍來解決養賊自肥的弊端。左戰能傾盡肺腑之言就是希望他們不要重蹈覆轍，將來立下軍功後追封戚繼光、俞大猷，讓英雄萬古長青。
此次御駕親征朝野一片哀嚎，土木堡之變後很少再有皇帝出關，況且朝廷接連掛了兩位君主，小皇帝要是有什麼閃失明朝可就危險了。左戰何嘗不知道其中的利害，但他明白這是國運之戰，事關億萬華夏兒女的命運，即便是死也義無反顧。不過為確保隨行安全他決定帶上莽古爾泰和眾多女真俘虜，有這些人肉盾牌皇太極是不敢輕舉妄動的。
為了鼓舞明軍計程車氣，瓦解女真人的抵抗意志，到達瀋陽後他特意安排諸將到虎賁大營觀賞了一場貓抓老鼠的遊戲。
這支虎賁軍是李邦華組建的，全部是京營和四衛營中的精壯，武藝皆出自少林達摩高僧指點，騎術由朵顏三衛的將領訓練，射擊由西洋教官指導，不僅近戰格鬥兇悍、劍術超凡，而且騎術、射擊也都樣樣精通。
裝備方面配置全副新式甲冑，一柄闊身短劍，一把精鋼匕首，一面牛皮盾牌，一張鐵胎十字硬弩，身背羊絨被褥和三天的口糧，總負重四十餘斤，連續疾行一百里後能立即投入激戰。除此之外還統一裝備燧發槍，這種新式槍支在歐洲已經投入使用，左戰花費重金從荷蘭人手裡購得。
編制方面參考秦國的鐵鷹銳士，十人為一個班，由班長和副班長指揮，作戰時各帶五人，互為犄角。三個班組成一個排，三個排組成一個連，三個連組成一個營，三個營組成一個團。按照三三制原則協調策應，進行步戰、騎戰以及各種陣式的轉換。
由於選撥嚴格，又花費重金進行培養，所以人數不到二千七百人，只能臨時組建三個團的規模，由戚昌國、戚興國和俞定邊分別指揮。羽林軍則由榆林人李興邦指揮，其子李定國已被接到宮中撫養。
組建虎賁軍的初衷是作為一支奇兵使用，隱蔽的部署在四衛營中，一切行動由左戰直接指揮，成為大明王朝的一把利刃。
觀賞完虎賁軍的操練後，左戰與熊廷弼等人坐在觀禮臺上品茶閒聊，命人將莽古爾泰押解過來，挑釁的問道：
“將軍覺得朕的這支軍隊如何？”
莽古爾泰雖然彪悍，腦子卻也有些精明，明捧暗諷的答道：
“軍紀嚴明，進退如一，一看便是皇帝的親兵護衛。可惜人數太少，沒有主力部隊的正面牽制，發揮不出奇兵的功效。”
左戰明白他是諷刺先前明軍主力潰不成軍的情況，見他被俘後仍如此心高氣傲，故意譏諷道：
“將軍所言不虛，這些勇士都是從各地挑選的精銳，弓馬騎射自不在話下，還深諳兵法，比《三國演義》這種地攤小說可要深奧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