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講到異時空明朝與朝鮮之間的“宗藩關係”一波三折，但總體上仍由實力決定一切，即順勢而為。
由於高麗國王自不量力，執意要出兵討伐明朝，主要原因是高麗統治集團內部的“親元勢力”跟“元朝”關係親密，一時之間思想轉不過彎，不甘心臣服於大明王朝。因此，他們竟然異想天開地出兵去討伐強大的明朝。結果，事與願違，反而都被李成桂清洗掉了。而李成桂藉此建立了與明朝世代友好的國家“朝鮮”。
雖然朝鮮半島完成了由“高麗王朝”到“李氏王朝”的權力轉換，但新王朝與明朝的交往仍然充滿許多複雜的問題。但明初的朝鮮政權和明朝本身因為各自所圖的側重點不同，最終都在外交上達成了利益的平衡。
朝鮮追求國土和政權的合法性，明而朝則需要穩定東北地區並保證大國威嚴。兩者各取所需。於是，中、朝關係從此步入了穩定發展的階段。在此期間，中、朝兩國之間的經貿往來與人文交流就一直不斷。
於是，從“皇太孫”朱允炆即位（西元1398年）至明神宗朱翊鈞的萬曆朝時，日本發動了全面入侵朝鮮半島的“壬辰戰爭”（西元1592年），在這將近兩百年曆史時期內，中、朝關係始終處於平穩發展的階段。
明朝與朝鮮之間就歷史遺留問題和各種新問題都展開了進一步的交往，有些問題存在時間短，就由明朝方面最終解決了。無論如何，以洪武朝形成的朝貢模式為基礎，經過兩個世紀的制度完善和形式演變，才形成了明朝以冊封、納貢、賞賜金帛為主，而朝鮮以上表請賜、進賀、繳納方物為輔的官方交往制度。
當然了，除了政治方面的冊封與朝貢，中朝之間就經貿往來、書籍傳播、文化交流等方面也有著密切的互動。例如，朝鮮“李氏王朝”上層的“王位合法性”，在洪武年間就一直處於窘迫的境地。因此，朝鮮“李氏國王”反覆上書給明朝禮部辯誣，也未能得到“宗主國”的肯定，而這種困境卻在“建文朝”時得到了解除。
“建文帝”在建文二年三月回覆朝鮮諮文，預設了“朝鮮國王”李芳遠的繼位，且在同年六月頒佈了“冊命詔誥”。朝鮮方面由此終於獲得了其“宗主國”——明朝的肯定。
同樣，建文帝也在其懷柔政策中收穫了一定的實際利益，即來自朝鮮的大量“貢馬”。於是，建文帝在建文二年二月下詔，特賜朝鮮親王“九章之服”，後又派遣使臣攜帶綺絹、藥材、棉布等貨物賣與朝鮮，想要購買戰馬一萬匹。面對數量龐大的貢馬需求，朝鮮上下雖然愁苦應對，但基本還是滿足了明朝的要求。
雖然建文帝在“靖難之役”中下落不明，最終讓其四叔“燕王朱棣”登極為皇帝，但換了皇帝的明朝，依然是朝鮮的“宗主國”，只不過是其上表請封、進賀千歲等的物件換成了“燕王”朱棣而已。
而明成祖朱棣也並未因朝鮮曾與“建文帝”交好而遷怒於“朝鮮李氏”，這在一定程度上歸因於朝鮮及時的順應局勢和上表恭賀。朝鮮自“永樂朝”開始，就與明朝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密了。
自“建文朝”至“萬曆朝”，朝鮮入明朝貢的禮儀章程也在不斷完善。明太祖早在洪武二年（西元1369年）就規定了“藩屬國藩王”入朝儀式，但由於朝貢禮儀過於繁瑣，後來明廷還對其進行了一定的簡化。
在這一時期，以朝貢明廷為目的的朝鮮使臣開始大量出現。明中期入朝使臣中，宦官的數量相比明初時越來越多，使朝鮮方面不勝其擾，卻也無可奈何。對此，明朝內部有意識到不妥的臣工們提出了最佳化使臣素質的建議，並被皇帝採納。之後數朝派往朝鮮宣諭、賜服的使臣大多選用在職文官或五品以上官員。
後來，清朝也繼承了明朝與朝鮮的“宗藩關係”，並且更加實際地予以實施。與政治制度的完善同時進行的是，明朝與朝鮮之間的知識傳遞，即以明朝賜書、使臣筆談、詩賦外交等形式進行的文化交流。
這其中有明、清數百年間的眾多朝鮮使臣記錄的燕行文獻傳世，也有記錄明、清使臣、文人與朝鮮文人的詩歌唱酬集錄《皇華集》留存。
中、朝文人之間的文學溝通和思想交流從未間斷，且儲存了大量史料供可後人發掘、研究。除了使臣、文人個人的筆談詩歌聯絡，中朝間的經典書籍流通，主要以官方的形式進行著。
經歷明朝中、後期近兩百年的政治往來、經濟貿易和文化薰陶，朝鮮不僅以一個獨立國家的身份在外交上與明朝更加親近，而且在思想文化和民族精神上也逐漸嚮明借鑑，並在融匯中華傳統文化和儒家思想理論體系的基礎上，還進一步形成了自己的所謂“小中華”思想意識。
這也為接下來在明朝末年萬曆年間的兩國聯合抗擊日本大舉入侵併取得最後勝利打下了堅實基礎。這也是中、朝兩國“宗藩關係”再造巔峰時期，是“萬曆三大徵，患難見真情”。
自萬曆二十七年至崇禎十七年，是明朝與朝鮮的“宗藩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雖然明朝的國力已經日薄西山，但因為兩次出重兵，並且花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去幫助朝鮮抗擊日本入侵，最終贏得勝利，成功保住朝鮮而備受朝鮮感激，由此產生的明朝“再造之恩”甚至影響了朝鮮近百年對清的政策。
明亡之際，面對更加強大的“後金政權”（滿清朝廷），朝鮮也不得不根據現實的東亞局勢而調整對“後金”的態度。然而，表面上的屈服並不能掩蓋其心理上的“尊明”思想，而中、朝之間的“宗藩關係”便在這種複雜的改朝換代過程中，繼續不尷不尬又很尷尬地發展起來了。
西元十六世紀末，日本尾張國“奴僕出身”的豐臣秀吉被其領主織田信長重用，隨後在繼承信長軍事權力的基礎上，逐步完成了對日本的統一，結束了日本群雄割據的所謂“戰國時代”。為了轉移日本國內各大領主之間的矛盾，豐臣秀吉居然策劃並實施了大舉入侵朝鮮的對外擴張政策。
豐臣秀吉的火速入侵與朝鮮落荒而逃的狼狽，在此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不到兩個月，朝鮮就已經有了亡國之跡象。而明廷本著“興亡繼絕”的對藩原則，最終讓“懶政皇帝”明神宗果斷下達了救援朝鮮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