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莖靠近尾部有一個圓孔，且這個圓孔是穿手繩的。手繩的作用一個是裝飾的美觀，另外的一個功效就是把繩子纏繞在手上，讓刀在實際使用中不容易脫手，而這樣刀莖多為方“扁莖”。
手柄的木頭一般是軟木，做成長方形，中間掏空後讓“刀莖”穿過木柄，而刀莖的尾部則加一個墊片鉚在刀手尾部。“四瓣瓜型”中有一種擋子比較多見，就是俗稱“木瓜擋”。擋子的正面呈四瓣瓜型，這樣的擋子也分立沿和平擋兩類。立沿的高度很低，只有5－8毫米，顯得小巧精緻，這種裝具年份一般在明朝晚期。
“平擋手”有的是純平，中間厚度大一點，邊緣薄一點，一般都是鐵裝。有的平擋在外邊緣有一圈滾邊，工藝複雜的滾邊會做雕刻工法。這類擋手年份較早，常出現在明朝早期，類似宋元時期的刀劍樣式。
這種擋手下面的緣口一般都是橢圓形狀，且刀首橫截面也為橢圓。這樣的把手也有手繩空，而且刀莖多為方扁莖。“柄頭下彎茄形”的構造比較特殊，因為刀首是一個弧形的鐵片做鉚定的墊片。弧形鐵片包裹手柄的後半部分，整體刀柄像一個雲頭下卷，雲頭中間有手繩孔，刀柄在緣口收窄，緣口多是橢圓造型。
“刀擋子”多是四瓣瓜型擋手，多為鐵裝，這樣刀莖多為收窄的鼠尾莖，手繩空開在木頭手柄，不穿過鐵莖。鐵裝的零件上一般都錯銀，紋飾有很多種，有錯銀龍、米字格、萬字格、海水江崖等等。與之相比，銅裝則多有鎦金，有些銅裝還做高浮雕的式樣。
“刀刃鍛造”在明朝時期處在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這段時期的“中國戰刀”，不僅保持了傳統的中國鍛造技法，同樣也開始學習更加複雜的西亞和日本的鍛造方法。因此，這個時期的鍛造技術處於大融合時代。
“戚家刀”的鍛造總體分成兩大型別，一種是花紋效果明顯的型別，一種是鍛造細密無花紋型別。這兩種型別的鍛造之法，都是採用刀刃夾鋼的方式來處理刃口，而且鍛造的刀刃長度從680——780毫米不等。
花紋明顯的鍛造“戚家刀”多是山西、河北兩地，花紋形式多有“流水”、“旋焊”等紋路，說明其鍛造技術多來自西亞，仿照了“大馬士革彎刀”。另外一種花紋不明顯，但細密紋理不規則，這樣的刀體鋼質青白。
這兩大型別鍛造之法都符合戚繼光提出的“鐵要多煉、刃用純鋼”要求，用“百鍊鋼”做刀身，純鋼做刀刃，以便做到整體剛柔並濟。從後世所儲存的“戚家刀”來看，幾乎沒有採用日本鍛造方式的所造之刀具。
日本刀鍛造之法，最大的特點便是用“軟鐵做刀芯，外包刃鋼”。其鍛造方法複雜，效能很好，但成本過高。由於元朝將宋朝“包鋼刀”技術壟斷，使明朝只能使用“刃口夾鋼”鍛造方式來簡單處理剛柔兼顧問題。
“戚家刀”借鑑日本刀的姿態，整體一改往日風格，刀姿從手柄上一尺開始成弧線，被人們稱之為“反”。
當然了，有些“戚家刀”比較直，故其“反”比較小，有些刀的“反”則比較大，應該是不同區域的匠人在製作過程中把握尺度不同有關。刀刃靠近擋手部分較寬，一般有28－35毫米，在“反”開始的地方便開始整體收窄，到了刀尖處時，有的刀身只有 20－25毫米，明顯變窄了。不過，道申遊弧度，顯得刀體姿態流暢。
“戚家刀”的“反”和“倭刀的“反”不同，因為“戚家刀”的弧線，完全可以看做是一個大圓弧上擷取的一段。這樣的刀姿在砍和削的過程中，會發揮最大的殺傷功效。
而“日本刀”靠刀尖一段比較直，是因為日本刀技法中需要“刺擊”的需要。“戚家刀”當中有“平造”也有“鎬造”。“戚家刀”中“平造”的型別不是一點“鎬線”都沒有，而是指“鎬線”比較平，但也略有表現為彎曲有弧度。
這應該的明軍營裡的工匠借鑑的日本刀的樣式來鑄造軍刀同時，再結合自身特點所做出的調整，因為明軍不用像倭寇那樣注重刀體的研磨，而是更加註重整體的功效和製造成本。這樣型別的明刀整體強度還算不錯，即便在與“倭刀”對砍時依舊有可能被欺斬斷，但用起來也算順手，非常適合借“鴛鴦陣”群毆對手。
為此，戚繼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將都專門編著了此種戰刀的“刀法”。甚至，“戚家刀”發展到後期，也曾有在刀體上開出“血槽”，有利於刺進敵人體內後大放血，增加殺傷力。故此刀型在清朝早期也還在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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