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後，隨著明朝對貿易性白銀輸入的更加依賴，使得明朝官府對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的依賴性也更為強化，導致東南沿海地區的商品生產因此獲得極大的進步，出現了區域化、專業化、市場化的經濟模式。
所謂“蘇湖熟，天下足”，東南沿海地區本來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糧食生產區，而明朝在早期也高度依賴東南沿海的糧食，來供應北方的朝廷以及軍隊的需要。但此時，隨著東南沿海地區的商品化生產的發展，東南沿海地區的土地遍佈桑田、麻田，廣泛種植經濟作物，其生產的糧食甚至已不能滿足自身需要。
由於透過商品貿易，而使得東南地區的富人普遍掌握了大量的白銀，便可以依靠從湖北、河南、安徽、山東等地買來糧食以滿足日常所需。這就導致了中原地區的糧食生產因此也迅速走向“商品化”之路。
等到中原糧食生產也供不應求時，中原人只好拿著銀子去陝西買糧食，但陝西糧食供應不足，因為已經沒地方能買糧了，只能擴大生產規模，於是老百姓就開始向黃土高原開荒，生產各種糧食來滿足需要。
遺憾的是，在西元十七世紀初期，地球進入了一個“小冰期”（小冰河時代），因為氣候變得乾冷的因素，導致明朝的農業遭受到打擊，不僅出現糧食大面積減產和絕收，甚至出現人吃人，使明朝陷入危機。
而與此同時，美洲與日本的白銀產量卻反而暴跌，致使明朝無法透過海外貿易來獲取足夠多的白銀以維持經濟運轉，尤其是財政運轉。因此，明朝陷入白銀短缺的困境中，成為了被“缺錢”吊打的集權國家。
白銀短缺，糧食減產，致使糧價迅速飛漲，而明朝因此深陷經濟危機之中難以自拔，最後徹底崩潰。
而另一方面，由於“賦役折銀”的發展，使百姓需要用白銀來繳稅，但百姓手中沒有白銀，便只能去市場換取。於是，廣大不法商人則藉此機會從中漁利，透過賤買糧食來剝削百姓，而朝廷對此卻無能為力。
由於官府徵收稅銀的時間與農作物成熟時間不同步，如果早於農時，農民就不得不借貸繳稅，因此又受到了“高利貸資本主義”的盤剝。如此一來，即使是豐年，農民的生活狀況也不容樂觀，始終被“割韭菜”！
物價飛漲與經濟剝削，激化了明朝的社會矛盾，使得明朝再次遭遇了政治危機。這種內部危機深重，因為農民起義此起彼伏；而外部危機同樣不容樂觀，因為北方蒙古與東北女真虎視眈眈，屢屢入寇，再加上日本倭寇始終往來於中國沿海一帶到處搶劫，殺人和勒索，使明朝在內外交困中一步步走向最終崩潰。
由此可見，“貨幣白銀化”或曰“白銀貨幣化”是明朝歷史的一個關鍵性事件，在“大航海時代”帶來“利好”的同時，也促進了這一不可逆事件的發生。正所謂“福兮禍所依，禍兮福所伏”，能堪比後世“經濟全球化”！
“白銀貨幣”化對中國歷史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其是中國上千年賦稅制度的重要變革點，也是中國商品經濟之歷史新階段的促成者。但是，“白銀貨幣化”同時也帶來了重大危機，使得明朝的白銀過度依賴於世界市場，這對明朝的金融安全構成了致命的威脅。這好比後世“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鉅額“外匯儲備”的功能。
鉅額“外匯儲備”能夠平抑一個國家的國際收支平衡，但也很容易被“國際金融資本集團”透過將其收割來達到控制一個國家經濟命脈甚至國家政權來達到不可告人的母的。因此，“經濟全球化”未必就是好事，搞不好還要被“反噬”。這就好比中世紀的世界經濟第一強國的明朝，因“貨幣白銀化”而最終走向財政崩潰了！
同時，由於“白銀貨幣化”帶來的商品經濟的大繁榮改變了中國兩千年來的社會運作模式，使得傳統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受到衝擊甚至瓦解，最後造成了“哀鴻遍野”，情況與後世的“經濟危機”爆發情形相似。
因為“白銀貨幣化”形成的“銀本位體系”對明朝的“錢鈔本位體系”的強烈衝擊，進一步削弱了明朝中央集權國家的經濟權力，其所蘊含的“自由主義精神”對封建王朝的統治秩序構成嚴重挑戰，使社會劇烈動盪。
由於朝廷沒錢，可以確定西南、西北、遼東等地的明軍是不可能再調動了。而田樂的“松山新邊”需要人，真大保定榆林等鎮要防蒙古，川陝要提防播州、廣西瑤亂需要平叛……看來看去，似乎只有浙、直、閩、廣四省有精力開啟對日作戰。
而浙、直、閩、廣四省，在萬曆十九年日本即將入侵的情報下，紛紛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擴軍和軍備競賽。自萬曆十九年以來，浙江水軍擴充幅度超過36%，增添戰船99艘（其中一號大福船32艘），擴軍人數為7000，陸軍幅度較小，僅為4%，添設三總，官兵1500餘。
最後統計得出：浙江省擴軍之後的軍事力量，大致如下：水師方面，戰船1106艘，其中水兵28957人；陸軍方面，陸兵46總，官兵23321人。而福建方面，萬曆十九年以來，增添五寨水師福船鳥船40艘，又於海壇遊增福船1艘、鳥船4艘。浯銅遊增福船2只、鳥船4只。北中二路增浙兵三營共1900人。
綜上管中窺豹一番，浙閩的陸兵擴軍幅度都不大，不過千餘，水師擴軍幅度較大。如若開戰，海戰方面僅浙江一省，依靠萬曆十九年添設的99艘戰艦，依靠其中32艘一號福船便可以縱橫日本海域，直接把日本那些停留在漢代的海上力量掃得一乾二淨。但是登陸作戰，四省可呼叫兵力難以考證。
不過，前文所提許孚遠計劃的二十萬精兵恐怕是不可能了。即使有，明廷也出不起二十萬泛海登陸軍隊的經費。所以，反倒是最初張文熙方案裡的各省各出兵15000，總兵力6萬的征討方案更有可實施性。
但這6萬人登陸日本，能造成多大的戰果？這就牽涉許多了。僅僅參考第一次朝鮮戰爭時期，豐臣秀吉留在國內的預備兵力為10萬（詳細見《萬曆朝鮮戰爭全史》）。以此推算，當時日本國內應當能支撐起十萬級的防禦反擊戰。
這樣看來，雙方差距並不會太大，而六萬遠征明軍能在日本境內攪起多大的風浪，便不得而知了。也許，這些明軍可以在日本境內拿下一份土地，為日後增添一份自古以來的宣稱。
也許，這些明軍可以聯合地方大名，讓豐臣政權提前垮臺；也許，這會是一場失敗的遠征。可惜，歷史沒有如果。這個戰略終究只能在後人的幻想中，在一本本小說中去實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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