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講到崇禎帝不僅在朝堂上宣佈給官員漲薪，而且還向天下富人借錢給老百姓贖身，並激勵將士。
一頓操作猛如虎，原因就在底氣足。按照原本的歷史發展規律，此時的晚明朝廷早已被財政危機折騰得體無完膚，不僅皇帝老子焦頭爛額，“九邊守軍”也很久沒法糧餉了，餓的前心貼後背，根本就無鬥志。
想當初在“鄭和下西洋”時，朝廷每年透過外貿和各地上交賦稅就多達七千多萬兩銀子，如今恐怕連七十萬兩銀子也未必能湊得出來，否則也不會在李自成要求給100萬兩銀子加陝甘獨立就願意去幫打後金。
然而，在把持朝政的“東林黨”籍眾朝臣干預下，崇禎帝朱由檢既沒能在李自成的農民軍打到北京前成功遷都南京，也沒能從列位朝臣手中借到百萬兩銀子兌現（實際只獲得捐款20萬兩左右），這才被逼死！
崇禎初年，御史陝嗣宗曾上了一副奏摺給皇帝老子，評價崇禎皇帝乃“ 三不可及，五不自知 ”。“三不可及”的意思崇禎皇帝嚴格自律，不好財色，也不像其他皇帝那般有一些沉迷偏門的特殊愛好，這算是褒。
而“五不自知”，就是對“皇帝老子”朱由檢缺點不足的提醒，比如他疑心很重，管得太多，太過自信等等。這些從後來崇禎皇帝的種種表現中來看，真可謂是一針見血，直指朱由檢核心痛處，讓他惱恨不已。
作為大明王朝的最後一個皇帝，崇禎帝朱由檢對於明朝亡國之大禍來說，自然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雖說和爺爺萬曆數十年不上朝、父親光宗整理陶醉於男歡女樂、哥哥天啟終日沉迷於木工活相比，自己對於皇帝的責任也還算是盡職盡責的。但他作為一國之君，朱由檢自己的缺點無限放大後，再遇到當時離亂局面，就變得更加不可收拾，那麼切中肯綮的“五不自知”，到底哪一個才是崇禎帝最核心的問題呢？
陝嗣宗所說的其中一個不自知為 “ 非可旦夕責效 ” ，才是真正道出了崇禎的核心問題所在，用後世的大白話來說，就是崇禎皇帝由於太急於求成了，以致於不懂得授權，想法太多，胡亂領導，疑心太重，其實都是因為他內心太急於求成所致。這也不能怪他，畢竟他剛登基時年少氣盛，志存高遠，故在所難免。
然而，大明朝積弊已久，從嘉靖朝後期就已經隱隱露出了衰敗的端倪。後來，好在陸續出了徐階，高拱，張居正三位勵精圖治的內閣首輔，才稍稍挽大廈於將傾。不過，萬曆皇帝將近三十年不上朝，使得整個大明的局面再次急轉直下。此刻的大明王朝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都不能與明初相比，尤其是財政糟糕！
哥哥朱由校做了七年木匠活之後，待江山傳到了崇禎手上時，明朝已經是內憂外患，千瘡百孔，疊加上“小冰河期”導致農業歉收的厄運。而崇禎臨朝第一天，還要面對魏忠賢可能的陷害，可謂是如履薄冰。
崇禎皇帝急於求成的心情可以理解，甚至表現得連大臣都能感知出來，這才有了袁崇煥聊慰聖意的五年平遼方略。但問題是很多事情慾速則不達，過猶不及，越是急於達成目標，用力越猛，最後結果往往是事與願違，就好比崇禎帝不想被“東林黨”控制的朝廷架空，不得不頻繁換相，但卻進一步引發朝局動盪。
崇禎皇帝剛即位時，臥榻之上還只有遼東一頭“猛虎”（後金），農民軍尚未形成氣勢，只要集中精力對付皇太極，即使收復不了遼東，至少也能將八旗鐵騎擋在“寧錦防線”之外，局面必定也還沒那麼糟糕。
但是，為了開源節流，徵集遼東糧餉（遼餉），不少驛站被裁撤，而“遼餉”和“練餉”反倒是同時加徵，再加上連年大旱，蝗蟲漫天，使大量百姓流離失所，被迫加入農民起義軍，這就導致財政局面更加被動。
後來，不僅是遼東有戰事，而且關內的農民起義軍也不安寧。由於“三餉”開支越攤越大，使得更多貧苦農民破產後自動成為“流氓”並加入到起義軍的隊伍中公開反抗朝廷，如此往復，終於形成了惡性迴圈。
當時，陝西、河南、湖北很多地方，先是農民起義軍來一波折騰，緊接著便是朝廷派來的官軍再來一波折騰，打生打死，燒殺搶奪，真可謂是赤野千里，民不聊生，儼然一副當年曹操寫的《蒿里行》慘狀。
崇禎皇帝越是急於剿滅關外和關內的兩股勢力，其財政情況就越糟糕，而底層百姓受到的剝削和壓迫就越多，淪為起義軍的“流氓”們逐漸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勢，專門打殺劫掠明朝各地藩王，而且不可遏抑。
那麼，或許有人不禁要問到，大明王朝的經濟狀態真的糟糕到如此局面了嗎？難道朝廷真的窮死了？
其實，崇禎帝朱由檢在位十七年，每年財政收入大約是一千三百萬兩白銀，加“徵三餉”之後的財政收入“最高峰”即禎十二年，也就是二千萬兩白銀左右，除內部開銷外，能真正用到實處的餉銀不足千萬兩！
可以說，此時的明朝財政收入已是捉襟見肘了。然而，弔詭的是，當李自成大軍圍攻北京城並逼得崇禎帝上吊自殺後。有人說農民軍進城後光收刮富戶、官紳的銀兩，加起來就有七千多萬兩，是崇禎朝全年財政收入四五倍，還不算後來清軍入關再搜刮一遍呢。這時，悔不當初的明朝官僚們才知道自己太失策！
當明朝北京城被李自成所率領的農民軍團團圍困時，老百姓等來的卻是比大明官吏更加兇狠的惡魔，因為整個北京城都陷入噩夢當中。比較可信的說法是農民軍掘地強取白銀3700多萬兩、黃金150多萬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