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講到明朝的外貿政及因果：“貨幣白銀化”與輸入型通脹引起金融危機導致明朝因財枯竭機而亡。
按理來說，一個地區、國家或王朝應該會在大規模對外貿易中獲利而富強才對，但明朝的情況卻並非如此，原因就是“土木堡之變”與“宋明理學”興起，讓明朝百姓、官僚乃至藩屬國都對朝廷的能力產生懷疑。
於是，在明朝國力直線下滑之後，北方邊患、倭寇侵擾和朋黨之爭繼續消耗著明朝的國力，讓明朝中後期即便重新開放“海禁”，但得大利的並非中央朝廷，而是以“買辦”、“通事”、為主的地方“官僚資本”，其次就是“名人”等民間資本。於是，在朝廷財政入不敷出時，地方官勾結朝中大臣官官相護，讓朝政停擺。
不過，那只是發生在其它平行時空的事情，在這一時空，由於有了催木匠一家的干預，影響了“天道輪迴”，故也導致了歷史的車輪正沿著不同的方向行駛，尤其是有了海量金銀財寶注入國庫後，明朝變天了。
眼瞅著就要過年了，而原本被“天災”夷為平地的明朝北京城業在“仙家”不計成本的投入下，硬生生用金錢堆成了原樣，也就是說不到小半年時間，明朝便透過海量金錢來調配全國之力，把帝都北京重建一遍！
當然了，這其中也少不了“仙家”們從中出力，比如運送建築材料和糧草、軍械等重要物資，畢竟“仙家”們都能飛天遁地甚至日行萬里，偶爾做些跑腿的事不禁不覺得麻煩，反而覺得好玩，尤其是催家姐妹們。
於是，在臘月下旬某天清晨，崇禎帝便攜周皇后開始去上早朝，身後還跟隨著另外八位嬪妃，地點依舊在修繕後的“乾清宮”。而朝臣們經過“天啟大爆炸”篩選過後也煥然一新，除了邊關武將不變，其他皆變。
這時，六部尚書也大多換人了，因為之前那些老傢伙們要麼被“高空拋物”砸死砸傷，要麼因驚嚇過度而一命嗚呼，或者因心力交瘁而告老還鄉。這時，戶部尚書換成了倪元璐 ，刑部尚書換成了徐石麒 ，兵部尚書換成了張國維 ，吏部尚書換成了鄭三俊、周延儒和林汝翥，禮部尚書則仍是徐光啟 ，工部尚書待定。
當然了，由於兵部尚書多為“兼職”，目前由王洽和陳新甲共同主持兵部事務，而守邊諸將官位不變。這些將領主要有袁崇煥、曹文詔、孫承宗、盧象升、孫傳庭、祖大壽等人。不過，這些將領若未接到皇帝的命令，是不能私自離開前線的，否則便會被廠衛特務機關以“大不敬之罪”逮捕下獄，後再被“言官”彈劾。
“皇——上——駕——到！”隨著司禮監王公公一聲公鴨嗓般尖叫，崇禎帝與周皇后即八位嬪妃們乘坐龍鳳玉輦和軺車姍姍來遲。不過，此處的皇帝、皇后與嬪妃們並非真身降臨，而是其各自的“寄魂分身”。
“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娘娘千歲千歲千千歲！”——“眾卿平身！”、“咯咯，眾位愛卿，都快起來吧。”
“謝皇上、娘娘！”滿朝文武大臣山呼海嘯地跪拜過後，便紛紛站直身來，心想這皇帝老子不知怎麼回事？自從冊封了“國師”之後沒多久，這皇帝老子就總喜歡待著女人上朝？若光是與皇后同坐也無可厚非，只是將所有後妃們一股腦兒地往朝堂上搬，顯然有些不像話，畢竟朝堂乃議論朝政之所在，並非後宮呀？
“諸位愛卿，有何事可直接上奏，朕洗耳恭聽！”崇禎帝朱由檢環顧大殿，見文武大臣各依班秩站成排列，不禁哈哈大笑道：“如今的朝堂可比‘天災’降臨前活泛多了，畢竟少了些老面孔，也多了些新面孔呢。”
“啟稟皇上，臣有本上奏！”戶部尚書倪元璐手持朝芴跨步出列，躬身施禮道：“微臣自從出任‘戶部尚書’以來，遍查戶部所藏天下名冊，目前有約有2345萬戶，丁口約五千萬人，只算成年男子，不算鰥、寡、婦、孺。若免去百姓‘人丁稅’，也就等於免去“三響”，則今歲朝廷必將少收2000萬兩銀子，國庫鉅虧啊！”
由於歐洲大航海時代已開啟了百餘年，且歐洲殖民者從美洲帶來的玉米（苞谷）、番薯/洋芋（馬鈴薯）、番茄（西紅柿）等高產作物，再加上陳姓華商父子從菲律賓帶回的甘薯（地瓜），讓百姓少捱餓。
於是，後世一些學者根據歷史年鑑推算，認為明代戶口峰值出現在明朝晚明，但對於具體時間與人口數，不同學者有不同說法，因為隨著外來高產耐寒和耐寒農作物被朝廷大力推廣，讓不少百姓家吃飽飯。
因此，易中天認為明末人口有六千餘萬 ；趙文林、謝淑君認為明朝於西元1626年達到人口峰值，實際人口大約一億人左右；王育民認為萬曆年間的明朝人口達到峰值，實際人口在1.3億人至1.5億人之間；
何炳棣認為明朝在西元1600年實際人口達1.5億 ；葛劍雄認為西元1600年時，明朝約有1.97億人，並推測1655年明清之際時，因改朝換代引發的各種災禍，出現人口谷底約為1.2億人；
曹樹基認為西元1630年左右，明朝達到了人口峰值，實際人口大約有1.9251億人，而西元1644年的實際人口約有1.5247億人；而西方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則認為西元1600年明朝實際人口約有1.6億；
但世界史學界認為大約在1.2億，因為明官方統計表統計不了被士紳瞞報的人口，而明朝百姓為了躲避“人頭稅”，就主動依附於士紳便可以不納稅於國家，所以人口與官方統計有很大差異，況且還只算男人。
明朝崇禎年間國庫空虛，財力捉襟見肘，但內外憂患不斷，因此不得已才加徵賦稅，以應對時局。明末最為著名的賦稅加派即“三餉”，分別為“遼餉”、“剿餉”和“練餉”，具體何意？可從名目中便窺得一二了。
“遼餉”自然是為應付遼東戰事所加派的，始於明朝萬曆年間，每畝土地加派土地稅“九厘”；“剿餉”則是為了完成剿滅農民起義而加派；“練餉”則是為了練兵而加派，除“遼餉”外，其他兩“餉”均在崇禎年間設定。
三“餉”加派，每年為明朝官府超額提供了將近兩千萬兩白銀的收入，但並沒有能夠挽救明王朝，反而加劇了明朝的滅亡，究其原因是一邊加速激化階級矛盾，一邊讓官僚體制更加貪汙腐敗，貧富分化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