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後世也有不少學者認為，正是因為這種思維，導致明朝中後期“唯武器論”的錯誤思維出現了。
主要的表現就是大明朝的“消極防禦政策”變得和宋朝一樣“以守為主，以進攻為輔”，讓後金步步緊逼。
雖然火器發明於南宋，但火器根本無法抵擋鐵蹄，“唯武器論”在任何時代都是錯誤的，因為它忘記了“武器是人來使用的”，如果吏治不修、膽氣不強、頭腦不靈光且渾渾噩噩，武器其實和“燒火棍”也差不多。
關鍵就在於，晚明時代的吏治已經腐敗，整個官場遍佈自私自利的黨爭，人人不再是為國家朝廷效力，而是為自己的阿堵物來奮鬥。都說“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其實，這或許明朝晚期的情況一樣。
就是當時“精神力量”強大的東林黨也是如此愛錢，否則在崇禎帝上臺後下令誅殺宦官魏忠賢等“閹黨”時，對其抄家的3700多萬兩銀子怎會不見？他們中有許多人也是為了自己的黨派利益而胡亂指揮瞎作為。
崇禎皇帝面對“官場如商場”的情況，實在忍無可忍，於是誰也不信任，並一次次地更換“首輔”，一次次地貶斥手下，最終也落得個孤家寡人，等大明到了最危險的時刻，皇帝老子或許只相信那些死的武器了。
這個時候，葡萄牙的武器和軍事力量展現在一些還想為國為民為朝廷為皇帝分憂的人眼中，畢竟在儒家思想坍塌的情況下，請葡萄牙出兵成為挽救天下最直接的方式，只要給錢就能辦事，還不用擔心反叛。
“隆慶開放”後的晚明，在商品經濟衝擊下，特別是“王陽明新儒學”學派的衝擊，“理學”開始坍塌。“宋明理學”最關鍵、最核心的地方，也是最受到統治階層支援的所在就是“忠君愛國”，但卻擋不住私利誘惑。
那麼，隨著心學衝擊、商品經濟衝擊，自我就成了主體，什麼皇帝、國家的排序也就沒有自我重要。
本來，“此心不動，隨機而動”是王陽明心學中最厲害之處，但在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權力至上的大環境下，儒家包括心學其實也只能坍塌了，畢竟中國“家天下”的封建王朝，越發展到最後就越專制腐朽。
王陽明創立“王學”的本來目的、根本目的也是忠君愛國，但在商品經濟衝擊下，人們的思維變了，而“王派心學”反而成了摧毀儒家的利刃，真是讓人覺得好笑，反襯出了“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
既然儒家思維已經坍塌了，那麼，許多儒生也就不再認為儒家是不可以改變的，變如為道、為佛很正常，因為兩者都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但變儒為歐洲宗教卻比較少見，但這在晚明、南明時期卻並不少。
例如徐光啟、鄭芝龍、孫元化等一大批棄儒而進入天主教的人物。尤其是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教名彌格爾），乃是明末“在華天主教三大柱石”，而徐光啟更是在華耶穌會最大也是最有力的保護者。
徐光啟入教會，是入華的耶穌會在利瑪竇等人的“上層路線”指導下的最大成果。他們用了8年的時間，從西元1595年（萬曆二十三年）到西元1603年，終於使徐光啟皈依為天主教徒，教名為保祿（PauLo）。
西元1605年（萬曆三十三年），徐光啟考中進士，成為翰林院庶吉士，最終官至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內閣次輔。可以說，崇禎時期火炮技術從澳門被引入、仿造和葡萄牙僱傭兵被組建（27人中12人陣亡、15人在登州城破後逃出）等事件，幾乎都是徐光啟、孫元化（教名依納爵）等人組織，為挽救明朝。
徐光啟、李之藻、孫元化等都是西方火器在華傳入、引入者，特別是孫元化。他們以澳門為核心，組織了數次西方武器地引入，同時澳門的葡萄牙人、中國人也相繼投入保衛明朝的戰鬥中。
但最終，武器再好也是需要人來使用。所以，晚明在“黨爭”大環境下，財政、軍事實力、對皇帝和朝廷社稷的忠心、對儒家天下的信仰坍塌下，無可挽回地失敗了。想要避免明朝崩潰，只能徹底改革政治。
雖然，葡萄牙從澳門發兵並攜帶著最先進的武器來為明朝效力，但明朝最終還是亡了。由此可知，武器只能讓奮進的人成功、更強大，而不能讓身染重病的人的變得健康、強大。故，“唯武器論”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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