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變法，讓秦國空前強大，立下不世之功，被秦孝公封為君，擁有商於之地的十五城，所以稱商君。
這個封君和以前的分封不同，商鞅只擁有商於之地稅收權，行政權、土地權還是國家的，而且封君只傳兩代，到第三代就得交回國家。
戰國時很多國家都有封君，像魏國的信陵君魏無忌、趙國的平原君趙勝、楚國的春申君黃歇、齊國的孟嘗君田文，俗稱戰國四公子，都是封君，是列國為了吸引留住人才搞的封賞活動。
郡縣制的結果就是貴族勢力減弱，國君勢力增強，實際上就是由封建制轉變為中央集權。
分封制的結果是分權，國家實際是由貴族聯合統治，國君一個人說了不算；而郡縣制的結果就是集權，全國的權力集於國君一身，其他的官員全都成為國君的打工仔，國君可以任意栽撤殺罰。
這樣一來，秦國的貴族開始消亡，國家的實力大大增強。可以這樣說，秦國是集全國之力在打仗，而其他六國，只是貴族在打仗。結果可想而知。
商鞅的變法，受損最大的是原有的貴族。
和楚國一樣，等支援變法的秦孝公一死，秦國的貴族就起來討罰商鞅；和吳起一樣，商鞅最終也被車裂。
但和楚國不一樣的地方是，秦國並沒有因為商鞅一死而把他的一套制度廢棄了，而是延續下來繼續執行。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又把制度推向全國。
與郡縣制配套的是愚民、弱民政策。
商鞅認為，要讓人民好管、聽話，跟著國家的政策走，人民最好就傻一點，像六國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人民太聰明瞭，不好管，你讓他殺人，他會跟你講仁義，你讓他使詭計，他罵你沒道德。
還有一個，老百姓最好別有錢。
“民富則國弱，民弱則國富”。
因為如果老百姓一旦有錢了就沒人玩命上戰場了。
利益的刺激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始終在溫飽線上掙扎的人才會為了改變命運去玩命，去打仗，也沒閒功夫去琢磨國家的政策是否合理。
所以後來的秦始皇“焚書坑儒”不是一個偶然的舉動，這個行為和商鞅的政策是一脈相承的，就是為了控制言論，實行愚民政策。
後世的帝王鑑於奏朝亡得太快，沒有像奏始皇那樣赤祼裸祭出法家的大旗，而是採用了“外儒內法”，的政策，外表用儒家的那一套安撫人心，骨子裡還是法家那一套。
商鞅的那一套，並沒有隨著奏朝的滅亡而消失，反而愈演愈烈，到清朝時達到極致。
分封制和郡縣制的鬥爭，一直持續到漢朝，項羽想要恢復分封制，劉邦想搞郡縣制，又怕走了奏始皇的老路。
最後在漢初立國的時候，搞了個折中的半分封半郡縣的國家。
這種鬥爭，最終以漢武帝的推恩令為止，分封制徹底消亡，華夏成了一箇中央集權的國家，幾千年輪迴。
到底是分封制好還是郡縣制好？
這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後世就可以看出，自羅馬帝國覆亡後，沒有實現大統一的集權政府，在封建制的基礎上發展出了現代民主國家，倭寇的封建制也一直延續到近代，現代民主政治很容易在這裡生根發芽。
相反的，華夏的中央集權之下只會帶來政權的更迭，不停地推倒重來，陷入一個死迴圈。
也有人說，華夏在明朝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如果不是滿清入關，也許華夏就能發展出資本主義。
這完全是一廂情願的妄想。
明朝末年的那不叫資本主義，頂多算是小作坊。
集權的土壤也產生不了民主思想。
就算滿清不入關，李自成當了皇帝也只是又一個迴圈，還是一切推倒了重來，並不會比明朝進步。
封制度下的嫡長子繼承製天然的會產生資本主義，而民主也是各種勢力角力後妥協的結果。
漢武帝的推恩令廢除了嫡長子繼承製，改為諸子平分，這樣資本被分散，越來越小，產生不了資本主義，只能產生小作坊。
周朝的時候，國君會經常跟卿大夫妥協，而在中央集權下，所有權力集於皇帝一身，皇帝絕不會跟大臣妥協。
秦始皇還帶了個壞頭，那就是誰有實力誰就可以當皇帝，不像倭寇的萬世一系，也不像武王伐紂那樣，需要一大套理論來只持自己的行動。
比如順應天命，有道伐無道等。
陳勝、吳廣就更直接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赤裸裸就是我要替代你了，絲毫不加掩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