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位老總聽了孫一宣佈的“小目標”，暗暗咂舌，“我的娘啊，一個億！”
沒等他們回過神，孫一又丟擲一句更令他們咂舌的話：
“我們再定一個大目標！”
“這個目標，做起來更難，花的時間更久，也許五年、也許十年，也許二十年，才可以做成。”
“以後考查做官的幹得好不好，我就只看這一件事。”
日塌天、王二牛幾人相互看看，不由地蹲直了腰桿，支起了耳朵，靜靜地等待爺的下文。
孫一一字一句地說道：
“這個目標，就是修建公共廁所！我要求，公共廁所要多到百姓不會為外出如廁發愁，每間廁所裡都有免費的廁紙”
明朝人一時間都以為自己聽錯了。
孫一之所以決定把修建公共廁所作為一個大戰略目標提出來，有他的考慮：
首先，公共廁所決定了政權輪替。
比如，
史學家們公認完顏氏的金朝是亡於瘟疫；
部分學者認為元朝也是因為瘟疫才匆匆地逃離元大都，讓朱元璋撿了便宜；
而老朱家大明朝的覆滅，和崇禎十七年那場京師大瘟疫同樣脫不了干係。
三個朝代的首都在同一個城市，而這個城市有一個特點——沒有公共廁所。
據文獻記載，直到1911年，諾大的北京城區只有官建公廁3座、私建公廁5座。
甚至在明清兩代，這個城市中連居民家中的私廁也被馬桶代替了。
明末《五雜俎》記載：”大江以北人家，家中大多不設偃廁，而以’淨器之便’為主；至於京師，（馬桶糞便）則停溝中，俟春而後發之，暴日中其穢氣不可近，人暴觸之輒病。”
所以當這個城市的人口的數量膨脹到馬桶來不及被清理只能倒在陰溝裡時，就必然地導致大瘟疫引發朝代更替。
其次，公共廁所決定了人的做人資格。
由於北京城沒有公共廁所，有文獻記載在清朝北京人變成了這個樣子：
“京師人稠地窄，小戶人家大多數，只有女中廁，而無男中廁，故男子皆在門外便尿。倘在左近有空闊地方，北京呼曰大院，則必為公共之廁所，否則皆在衚衕中之彎轉或寬闊處。各衚衕口，尤為群居便溺之所，恆蹲兩排，過往行人亦習見不怪。遇相熟之人，且彼此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