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見，朵朵的滅大順滅南明不過是朵兒紅送給他的一場便宜軍功。
與此同時，攝政王朵兒紅在北方發起的“圈地運動”愈演愈烈。
朵兒紅在順治元年十二月下令：
“我朝建都燕京，期於久遠。凡近京各州縣民人無主荒地，及明國皇親、駙馬、公、侯、伯、太監等死於寇亂者，無主田地甚多。爾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給與；其餘田地，盡行分給東來諸王、勳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地土，良以東來諸王、勳臣、兵丁人等無處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區畫。”
聽上去不錯，將無主土地劃歸八旗，沒有損害任何人的利益。但是隨著入關八旗子弟人數的增加，土地不夠用了。
在順治二年十月，朵兒紅再次下令圈地，範圍擴大到河間、灤州、遵化，共圈地五萬多頃。
順治四年正月第三次圈地，圈入順天、保定、河間、易州、遵化、永平等四十二府，圈佔民地十萬多頃。
八旗先圈佔遠處州縣的無主土地，再同京城附近的地主置換。作為拆遷補償，規定遠離故土三百里者減免一年賦稅，四百里的土地減免兩年賦稅。
有文字記載：“圈田所到，田主登時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妻孥醜者攜去，欲留者不敢攜。”
有數字統計，京城五百里範圍內，滿清三次共圈佔土地約二百三十三萬五千四百七十七晌零九畝，一晌約六畝，合十六萬六千六百三十六頃七十一畝。其中皇室莊田僅佔五千七百多頃，其餘皆為八旗官兵的“旗地”。
朵兒紅以順治名義下詔：
“八旗官兵所受之田，毋許越旗賣價及私售於民”，“凡八旗壯丁，差徭、糧草、布匹，永停輸納”，“出則為兵，入則為農；耕戰二事，未嘗偏廢”。
八旗官兵從龍入關得了實惠，這才是所謂的“滿族”，當時稱為“旗人”，作為一個民族真正形成的時刻。
旗人有了地，就需要人手耕種。
僱佃戶收地租？才不會！
八旗有包衣奴才制度。留你一條命，“自願”為我做奴才，可以免除國家的田賦和徭役，這便叫做“投充”。
在八旗的鐵騎前，不僅一些土地被圈佔又不願遷移的農民“投充”了，甚至還出現帶地主動投充的怪現象。
有數字表明，遵化經過圈地和投充後，剩下的納稅民地不到原額的百分之一，薊州不到原額的百分之二，東安縣更徹底，根本沒有剩餘。
順治二年四月，順治的一道詔書說明了“投充”的現實情況：
“前聽民人投充旗下為奴者，原為貧民衣食開生路也。……今聞有滿洲威逼投充者，又有愚民惑於土賊奸細分民屠民之言，輒爾輕信，妄行投充者。”
投充的百姓很快就發現，當了奴才的日子並不好過，於是紛紛逃亡。
順治三年五月，朵兒紅認為“只此數月之間，逃人己幾數萬”，出臺嚴厲的《逃人法》，一百多個條目，重在嚴懲“窩主”。一經查獲，窩主就地正法：“有隱匿逃人者斬，其鄰佑及十家長、百家長不行舉首，地方官不能覺察者，俱為連坐。”
剃髮、圈地、投充、逃人，被公認為清初惡政，引發民間反抗，不過這都是朵朵勝利凱旋之後的事情。
范文程當時是怎麼想的，後人無從得知。但是范文程顯然是被朵兒紅擺了一道，在順治三年，朵兒紅以范文程“素有疾，毋過勞”為名，削掉了范文程的權利，此後范文程以養病為由，閉不出門。
如果說滿清的剃髮易服引起了明朝士紳的警惕，那麼真正引發士紳反彈的還是後續的政策。
明末以來，“江南財賦半天下，蘇、松、鎮、常與江寧五郡又居江南大半之賦”，但是江南官吏士紳經年拖欠稅金錢糧。
順治十六年（1659年）清廷制定條例，凡江南紳衿拖欠錢糧者，必予以懲罰。但江南士紳仍拒繳如故。
康熙元年（1661年），清廷發起“奏削案”。僅蘇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鎮江府四屬的進士、舉人、貢監生員一萬三千五百一十七人，以“抗糧”的罪名，鞭笞紛紛，衣冠掃地。
及至雍正，財政吃緊，為養活不納稅不當差的八旗子弟，雍正宣佈“攤丁入畝”，“官紳一體納糧一體當差”，這下子徹底得罪了士紳。
顧炎武將民間對滿清態度的這種轉變理解為亡國與亡天下的區別：
“易姓改號，謂之亡國，”
“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
“保天下，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然而，一切都晚了。
士紳當初輕信滿清，百姓造反他們不支援，軍頭造反他們不伸手，直到禍及自身才想起反抗。清廷羽翼已豐，根本不用顧忌士紳了。
雍正發起文字獄，剝奪士紳說話的權利。頒佈“生員不得言事，不得立盟結社，不得刊刻文字”三條禁令於各地明倫堂臥碑。
後人總結道：“前代文人受禍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稍一不慎，禍且不測”，“故雍乾以來，志節之士，蕩然無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