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阿拉巴馬與奧本大學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得從19世紀50年代講起。
那時的美利堅靠著西進運動，獲得了大量的耕地，而農業勞動力又嚴重缺乏，急需有實用工農業技術和高素質的專業技術人才來提高美利堅工農業的效益，但彼時美利堅的大學體系還是老歐洲那一套，大學與社會現實脫節，不能適應美利堅當時社會經濟形勢的需要。
為了扭轉此形勢，1862年，又是林肯，簽署了對美利堅影響深遠的《莫里爾贈地法案》。法案中規定，按照每個州的議員人數，以每人三萬英畝土地的數量進行土地劃撥，透過土地產生的收益來建設大學，這些教育機構專注於農業、科學、和工程學的教學，並“不排除其他科學和古典研究””，以此為美利堅培養人才。
包括日後大名鼎鼎的“麻省理工”“康奈爾大學”，都是以此為契機設立，這也是為什麼美利堅有很多“XXX農機大學”的原因，這批學院被稱為“增地大學”，首批69所增地大學是美利堅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堅實基礎。
法案本身是為了提振高等教育，但是到了阿拉巴馬州，情況出現了億點點變化。
南北戰爭中，地處於蓄奴州的阿拉巴馬大學自然是南方聯盟的堅定支持者，學校諸多畢業生都加入了同盟軍，部分校園甚至作為前哨基地在戰爭被摧毀。
雖然戰爭失敗了，但阿拉巴馬大學得以保留，眼瞅著曾經的敵人要在家門口建立一所“阿拉巴馬農機大學”，豈會坐以待斃？
除了立場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這24萬英畝的贈地收益權。雙方開始將彼此視作掌中釘肉中刺。
學校發動了大量校友對州立法機構施加影響力，到1874年殘存的邦聯（南方）勢力在立法機構開始佔據主動，多次試圖終止阿拉巴馬農機大學的建立。
同樣的，奧本大學也不甘示弱大幅削減學費和畢業標準，搶奪阿拉巴馬大學的生源。
1902年，國會兩院提出了一項法案，以資助在每所贈地學院建立“礦業和採礦工程學院”。阿拉巴馬大學秘密派出人員前往華盛頓進行遊說，阻止該法案的透過。奧本大學則針鋒相對地派人遊說贈地學院協會。最終阿拉巴馬大學達成了目標。
作為反擊，奧本大學則在州議會推動學校搬遷至伯明翰的計劃。
1940年，奧本大學的校長“鄧肯”長袖善舞，靠著與當時阿拉巴馬州長比布·格雷夫斯密切關係，背刺阿拉巴馬大學，拿到了與農業調整管理局、土壤保護局的多個合作專案。
阿拉巴馬大學反手在州議會中大肆抨擊奧本，並表示“阿拉巴馬大學對該州的高等教育負有既定而廣泛的責任”，這引得奧本大學校長鄧肯的強烈回應，他說自己從未見過“比這更大膽、更深思熟慮、更惡毒或更具欺騙性的檔案”，並直言阿拉巴馬大學是“邪惡的怪物”。
1947年，新一任州長吉姆·福爾瑟姆（Jim&n）親自下場，居中調停，表示“兩所大學都是阿拉巴馬州的重要教育機構，鑑於兩所學校之間的校際競爭將有助於兩所學校的學生之間更好地理解，應當進行必要的談判，推動兩所學校間的體育比賽。”
翻譯一下就是你們不要再打啦，現在最重要的是聯合起來發展體育事業。
隨後，州議會火速透過一項草案，鼓勵兩所大學之間進行完成的體育專案。
而阿拉巴馬大學和奧本大學的回應出奇一致：沒門！
最後鬧到州議會要威脅扣留聯邦的財政撥款，才讓兩所大學不情不願坐下來一起商量體育比賽的事宜。
至此，兩所大學的爭鬥從打嘴仗變為了打橄欖球。
所以，鐵碗的勝負可不僅僅是榮譽，而是兩所大學將近百年爭鬥的延續。
至於鐵碗名稱的由來，則是因為兩所大學一直在伯明翰進行對抗，而伯明翰的鋼鐵產業又非常發達，久而久之就有了這個說法。
就連在伯明翰舉辦比賽這件事本身也經過了一連串對抗，阿拉巴馬一直宣稱奧本主場草坪太爛，死活都不去，奧本當時的球場太小，自知理虧，但也認為伯明翰距離塔斯卡盧薩太近，應在更加中立的球場進行比賽。
總而言之，兩所學校不管什麼事都要拿來吵，大小衝突三天三夜也說不盡。
到如今，鐵碗的爭鬥甚至已經超越了兩所大學本身，代表了整個阿拉巴馬州內部的對立。
根據2019年的一項研究，拋開母校因素，支援不同大學的球迷有著鮮明的立場區別。
支援紅潮隊的球迷有著典型的保守傾向，反對移民，反對墮胎，支援槍支權利，而支援奧本大學的球迷則是全方位的對立面。
到十二月時，大學橄欖球的比賽已經結束，所以，感恩節假期也就變成了最合適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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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比賽的日期日漸臨近，訓練館內也在發生變化。
首當其中就是記者變多了，每次訓練都有好幾撥記者前來進行採訪，電視臺，體育雜誌，當地電臺，諸多媒體輪番到來，而這些媒體大多都提出了一個要求：採訪伊森。
不過球隊正在進行積極的備戰，領隊瑪麗在諮詢過伊森的意見後，幫他迴避了絕大部分的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