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楊蕭說，“科普派”與“文學派”的論戰可以說是曠日持久，各據陣地互不相讓。
總體而言，“科普派”擁有資源優勢，略佔上風。
譬如，圍繞科幻小說《世界最高峰的奇蹟》的批評與反批評，已經長達三年之久。“科普派”指責小說描寫恐龍蛋化石可以復活恐龍，是“偽科學”；作者本人則從文學創作的角度予以反駁。
第一輪辯論，《青年報》刊發了雙方文章；第二輪辯論，則只刊發了“科普派”的文章。
可以說，輿論的傾向性已經很明顯了，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苗頭。
“離譜，太離譜了！”
即使以姜玉樓的見多識廣，也覺得國內某些作家、評論家實在是不幹人事。
而且，《青年報》作為紙媒，怎麼可以拉偏架，媒體的中立性哪裡去了？
看著姜玉樓憤慨的樣子，楊蕭心裡一暖，她說：“其實，國內科幻小說的發展一開始就伏下了一個潛在的危機，這危機就是“工具屬性”過於強烈，僅僅把科幻小說當成了一種普及科學知識的手段,而忽略了科幻小說為文學品種之一的文學屬性。”
姜玉樓點點頭，說破天了，科幻小說也只是小說。
楊蕭繼續為他科普國內的科幻小說的形成和發展史。
建國初期，國內並沒有科幻小說和科幻小說作家，只是在科普工作過程中，由鄭文光創作了新國內第一部貼著“科幻小說”標籤的《從地球到火星》，發表在1954年的《少年報》上，由此還引起了燕京地區的火星觀測熱潮。從此，科幻作為科學普及教育的一種生動形式，被保留和延續了下來。
長期以來，科幻小說在國內更通俗地稱謂是從前蘇聯引進的“科學文藝”，是“科學”而不是科學“幻想”。
這樣的“家庭出身”和“成長背景”，使得國內科幻一開始就打上了兩個烙印：一，是給孩子看的，二，配合科普教育的。
科幻小說一直遊離在科學圈和文學圈之間。相對於科研，科普只是科學界的一小塊，科幻則是正規科普工作的補充形式。在文學界，它只是兒童文學的一個分支，邊緣的邊緣。
事實上，國內第一代科幻作家幾乎都是科學工作者，鄭文光是中山大學天文系第一批畢業生，燕京天文臺副研究員，劉興詩是川蜀地質學院教師，其他如古生物學家劉後一、張鋒、人類學家周國興、醫學家李宗浩等。葉永烈畢業於燕大化學系，《小靈通漫遊未來》其實算科普小說，所以他1979年獲得的是“全國先進科普工作者”稱號。
但科幻小說家們並不認可這樣的地位和定位，他們既不是隻寫給小孩子看的，也不是隻為了科普，他們的寫作有更遠大的理想。有社會批判、人性洞察，他們要寫社會、寫民族、寫對科學和人類命運的思考。
科幻小說是不是隻能給孩子看？科幻小說的本質是：科普還是文學？於是，矛盾出現了，進而開始了爭論。
開始是評論家站在科學普及的立場，批評小說中科學知識的錯誤，作家們則認為，科幻是文學，更重要的是激發想象力和對科學的興趣，不是傳授具體的科學知識。
爭議漸漸升級，《中國青年報》的“科普小議”欄目成為辯論意見最為集中、尖銳的一塊陣地。一邊是科學評論家們批評“違反科學的幻想”，一邊是科幻作家們的自我辯護。作家們沒有後援，評論界則獲得了部分科學家的支援。
為了應對科文之爭，鄭文光曾提出“硬科幻”和“軟科幻”之分。
硬科幻的代表是凡爾納，更多從哲學、社會學角度反思科學的軟科幻則有代表人物威爾斯。但這樣的理論建設並沒有化解科文之爭，更大的觀念衝擊和正面衝突已經勢不可擋。
這個年代，買米買豆腐都需要“票”，“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仍是多數人的生活夢想，買個立櫃就算添了件大傢俱，新婚夫婦惹人眼紅的“三大件”是腳踏車、縫紉機和手錶，學生能有支鋼筆掛在胸前是很可驕傲的事情，社會上的人在談論出身、平反、四人幫，進步一些的，談論剛恢復的高考、夜校。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內居然還有一群人，嘴裡蹦的詞是中微子，星際航行，轉基因，大爆炸，時間隧道，基因武器，宇宙空間站，黑洞，太空移民，智慧機器人，生物工程和星球大戰。
這些新詞對讀者甚至編輯來說都是陌生又新奇，似乎帶著另一個世界的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