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7月我初中畢業了，要不要考高中，自己做不了主，回家問父親，父親讓我自己拿主意或同兩個哥哥商量，我分別給在大興安林區工作的兩個哥哥寫信爭求意見，他們回信都支援我繼續升學。但我自己覺得已長大成人，不應再給家庭增加負擔，想參加工作，家庭減輕點經濟壓力。我抱著試試看的心理報考了高中。那時全縣只有一所高中，另兩所中學都是初級中學沒有高中，考高中難度很大。但既然報考了就要下決心爭取考好。因此我每天起早貪黑努力學習，有時星期天也留校複習功課，很少回家，儘管非常想家，還是忍住回家念頭留校複習迎考。不久開考了，考場就在本校。考完自己覺得考的還可以，但是否能錄取沒有把握。暑假開始不久後我接到二哥來信，說大興安嶺林業管理局建築工程局開辦一所幹校，培養會計、統計人員，而且給點生活費，畢業後分配到林業建工局所屬單位工作。這個學校對我太有吸引力了，既可以繼續讀書，又不給家庭增加經濟負擔，畢業後還可以分配工作。只是離家太遠了，只有二哥一家在那裡。我很想去，父母也支援。不久後我收到了高中的錄取通知書，但是我沒有去報到。因為我外出的決心已經下定了，不會輕易更改。學校的老師多次到我家裡來走訪，總想勸說我繼續讀高中，我就是不同意。我覺得當時家裡正處在困難時期，留在家裡捱餓不如出去闖一闖，也許能闖出一條路來，家庭困難，可能這就是父母把我們三兄弟都放走的根本原因。當時家裡只有父母和兩個妹妹，還有三嫂帶兩個孩子。那時大妹妹只有十三歲，小妹妹才八歲，實際上是三個大人帶四個孩子。臨行前父母囑咐我最多的是兩件事，一是以後掙錢了首先要吃飽飯，別處可以省點，千萬不要餓肚子。二是不要當兵，那邊徵兵了就回家來，家裡徵兵再回去，這是因為二哥當兵時實在讓他們擔驚受怕了。”
“1960年中秋節的第二天，我開始離家出走。臨行那天全家人一大早就起了床，出發時天還不亮，父親送我去火車站，我家離那裡有將近五十公里路，而且都是山路，中午才能到達車站。不久火車就進站了，我登上了北上的列車。從此離開了故鄉，離開了農村，開始了一種全新的生活。這次離鄉是我一生的重大轉折點，那年我剛滿十七歲。這次離家是我第一次出遠門，以前從未出過縣城，也是第一次乘火車，什麼都是新鮮的，車上人不多，我坐在靠車窗的位置上，眼睛盯著一晃而過的景物很新奇，離別的傷感逐漸消失，窗外不斷變化的景色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心情逐漸平靜下來。經過四天四夜的顛簸，終於到達二哥家。二哥早為我在建工局幹校報好了名，過幾天就開學了，我如期到校報到。建工局幹校共有兩個班，一班學會計、統計專業，都是初中畢業生或從工作崗位上抽來有文化基礎的學員，學制兩年；二班都是小學文化，先補習一年文化課，再學專業知識，學制三年。我分到一班，一開始就學習會計專業。建工局幹校是為了開發大興安嶺林區建築工程的需要而開辦的學校，學員每月發24元生活補助費，除伙食費還能剩點零用錢，生活基本可以自給。學員都住校，集體宿舍也是通鋪，而且是雙層。雖然離二哥家很近，僅一二百米的距離，按學校規定，我不能回家，只能住在學校。學校每天八節課，晚上還有晚自習，教我們業務課的老師是建工系統姓張的會計，小個子駝背，建工局的人都叫他張小個子或張羅鍋。他財會業務熟練，但教學水平一般，聽過他的課給人印象不深，加之我對財會缺乏起碼的感性認識，聽起來枯燥乏味，有的全聽不懂。不過我當時的確是把它當作一門專業知識來學的，下點功夫，學習成績還不錯。”
“1960年冬天是三年困難時期饑荒最嚴重的一個冬天，全國都在荒，我們學校也不例外，學生糧食定量己減到27斤，每人還要再節約3斤支援災區，每月只剩24斤，每天八兩糧食。當時主要是副食品奇缺，而且價格飛漲，市民每人每月只有二兩食用油，肉蛋都不供應，黑市豬肉漲到17元一斤，我們一個月的生活補助費只能買一斤多豬肉，國家正式職工月工資一般只有三四十元，不過買兩三斤豬肉，因此人們是普遍吃不起肉的。其它疏菜價格也高得驚人，比如一斤土豆兩三元，一斤大白菜一兩元，人們既買不起肉，也買不起菜，僅靠一點糧食維持生命，很多人營養不良，得了浮腫病。我們同學都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正是成長髮育的年齡段，僅靠那點糧食是遠遠不夠的。學校及建工局也積極設法給師生增加點營養，無奈是高寒區的冬季，最冷達到零下五十度，大雪封地，一般積雪有半米深，有的地方深達一米多，解決食物實在不易。不知誰想起個辦法，到河裡鑿冰撈蛤蜊，首批組識七、八個人，我是其中之一，由建工局幹部帶隊，我們穿上皮衣、皮褲，頭戴草原帽，一種尖頂防寒帽，腳穿氈靴，乘卡車到城北一條河上鑿冰窟窿，再用撈子在河底撈，那一帶蛤蜊還真不少，有時一個冰窟窿能撈起十來只，而且個頭較大，大的有二十多厘米長。我們住在棉帳篷裡，撈了三天，竟撈了一噸多，拉了大半卡車。回到學校師生們高興地不得了，美美吃了好幾頓。至今已過去五十多年了，但當時的情況我仍記憶猶新，我們在棉帳篷裡生起火爐，邊烤火邊煮蛤蜊，吃起來特別香，我生來就不吃魚蝦，可那時覺得河裡的蛤蜊美味可口，吃得肚皮漲鼓鼓地還想吃，似乎永遠吃不飽。後來其它同學又去撈了幾次，都有收穫，只不過但越來越少。我也曾和幾個同學利用星期天一起去市東邊的農場撿白菜葉，用鐵鍬把二尺多深的積雪鏟開，找秋收時掉下的乾菜葉和菜根，撿回來拿到二哥家洗洗煮了吃，味道很好。那時只要能吃的東西吃起來都很香。相比之下我的條件還算好的，節假日經常到二哥家吃飯，他們家雖然也很困難，但總是想方設法貼補我，好吃的東西經常留著等我回家吃。”
聽到老站長說到困難時期吃蛤蜊和剩菜，呂子龍笑起來了，他覺得老站長這個經歷特別好，現在站裡的一些民警大概是好日子過習慣了，經常吃飯時造成浪費，站裡已經多次強調這個情況，大家就是改不了。看來哪天得讓老站長來給大家上上課，讓大家知道過去的日子是多麼艱苦，閒雜仍然要憶苦思甜，艱苦奮鬥。
老站長看到呂子龍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以為他覺得自己當時的情況好笑，於是笑著說：“呂隊長，你沒經歷過那個年代，可能很難想象那種生活，現在電視中也很少有那種鏡頭，因為拍不出來的。現實比電視中的鏡頭更加殘酷萬倍。”
呂子龍聽到老站長這麼說，知道他有點誤會了，趕緊說道：“老站長，我不是那個意思，我剛才在想，以後有機會能不能邀請您過來給大家專門上一堂艱苦奮鬥的思想政治教育課，您是歷史的親身經歷者，講起來會比我們更加生動。現在我們的檢查員們，太缺乏艱苦奮鬥的精神了。”
老站長說道：“沒問題的，只要有機會，我還想多回來走走，見見你們這年輕一代的檢查員呢！”
丁潔說道：“子龍，我剛聽得入迷，麻煩你不要打擾老站長講故事好不好？”
老站長哈哈大笑，說道：“好好好，我繼續給你們講我的故事。剛才說到在艱苦的歲月裡，我經常到我三哥家裡蹭飯吃。那年寒假我去阿里河看三哥，阿里河是個不足萬人的小鎮，是鄂倫春自治旗政府所在地，地處大興安嶺腹地，也是剛剛開始採伐的原始森林。鄂倫春人歷來以打獵為生，是我國人口最少的少數民族之一。有一首東北民歌描述了鄂倫春人的生活習俗：高高的興安嶺一片大森林，森林裡住著勇敢地鄂倫春，一呀一匹烈馬一呀一條槍，獐狍野鹿滿山滿嶺打呀打不盡。為了開伐森林，鐵路剛修到阿里河不久，當時還有一段鐵路是小火車。我下了火車一路打聽找到了三哥所在的採伐點，採伐點距阿里河八公里，沒有地名，就叫八公里。由是新開闢的採伐點，條件非常艱苦，沒有房子，伐木工人住在棉帳棚裡，沒有床，是用樺木杆搭起的通鋪，樺木杆彎彎曲曲，搭起的床鋪高低不平，只好再鋪上厚厚的乾草，再鋪行李。我去時正值嚴冬，氣溫在零下五十度左右，伐木工人在帳篷裡生起火爐，火爐是用大油桶做成的。燃料不成問題，原始森林木材多得很，把木頭劈成大塊木柴，火爐燒得紅紅的，帳篷裡很暖和。可是一到後半夜，累一天的伐木工熟睡後帳篷內很快就會冷下來，常常把人凍醒。伐木工人白天去冰天雪地的原始森林裡採伐，穿上短皮大衣、褲、氈靴，用手鋸採伐，那時還沒有油鋸，體力消耗很大，生活又枯燥乏味，除伐木工人外不見其他人影。我只呆了幾天，還有一種新鮮感，又有見到親人的喜悅心情，並不感到寂寞，長期在那裡工作的人就難免有一種與世隔絕的孤獨感。在那樣艱苦的環境裡從事重體力勞動的人，糧食定量也只有每月四十斤。糧食雖不算少，但沒有副食品供應，當地鄂倫春民族又不種菜，工人買不到菜，僅吃糧食加鹹菜，有時鹹菜都沒有，所以同樣吃不飽，總有一種飢餓感伴隨著。我雖然只呆幾天，但伐木工人生活的艱辛卻給我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這是我人生中僅有的一次體驗伐木工人的生活，時至今日再沒有去過伐木場。”
“1961年春開學不久建工局幹校就停課了，我們財會班的學生都到建工局農場勞動。農場在牙克石南面一個叫南薄荷的地方，距牙克石市二十來公里，我們吃住在農場，春天種小麥，秋天收小麥。勞動期間農場給學生增加了一點補助糧，比在學校上課時吃得飽一點，因此學生還是喜歡在農場勞動的。農場周圍都是荒地，荒地裡長滿花草，其中有不少黃花菜，我和幾個同學利用休息時間採了一些曬乾後拿回家中，只是那時不懂，黃花菜最好採摘未開花的花苞，而我們採的都是盛開的菜花，花粉味兒很重，可這在當時也是好東西。”
“這次停課是建工局幹校停辦的前奏，從此再沒復課。三年困難時期一過緊接著進入國民經濟三年調整期，很多專案停建緩建。大興安嶺林業局的開發計劃也進行了調整，基建規模壓縮，建工局幹校停辦也就在所難免了。到了秋季幹校就解散了，絕大部分學員到林區當了工人，也有少數人回了家鄉。我在幹校停辦前就報名參了軍。”
“1961年7月我正在農場勞動，徵兵工作開始了，那時我剛滿十八歲，那年徵兵年齡放的很寬，從十七歲至二十三歲，共七個年齡均為適齡青年，而且當年兩次徵兵，四月份己徵集了一批，七月末又徵一批，我是當年第二批。後來才知道那年是為了解放臺灣準備兵源。七月初學校開始徵兵動員，我報了名，當時我當兵的心情並不十分迫切，因為如果不當兵以後也會有一份正式工作，更何況我怕當兵引起父母的擔心。當時我之所以報名，主要是覺得當兵是公民的義務，當幾年兵再參加工作也不算晚。再就是部隊糧食供應標準高，不會捱餓，在那個忍飢挨餓的年代，不能不說這是個重要原因。那時我很瘦弱，體檢時身高一米七，體重只有四十七公斤，這個資料在五十多年後的今天我仍記憶猶新。我體檢、政審都合格，被批准參軍。臨行前除二哥一家外，三哥也從阿里河趕來為我送行。1961年7月27日我們登上了運送新兵的專列離開牙克石。因客車緊張，運新兵的專列用的是有蓋貨車。不僅沒有床，連凳子也沒有，我們擠坐在車廂內，經過兩天執行，來到了烏蘭浩特新兵連，開始了新兵訓練。從此我的軍旅生涯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