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誠則是在兩軍對壘時，帶領部下反正，而沒有倒戈一擊。這種情況也能敘功，當然功勞不會很大。
被逼無奈者為投降，負隅抗抵者為就擒。投降可以赦免死罪，就擒就只能特赦減等了。
特赦令文稿又交給翰林出身的文官潤色，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洋洋灑灑數千言。
這回崇禎倒是沒有再反對，他也看出朝堂上絕大部分官員都投向了皇太子，無論是從感情上考慮還是現實的皇室和睦考，他都沒有反對的理由。
只是皇權遭到侵犯終究不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崇禎因此連著五天不肯接受朱慈烺的晨昏定省。
然而他這一點點小別扭也沒有妨礙到朱慈烺，反正朱慈烺早就給這位皇父貼上了
“不成熟”的標籤，每天照例去領一碗閉門羹，儘儘人子的義務罷了。《特赦令》掀起的官場爭論倒是不大。
現在的官員已經習慣了在報紙上吵架，非但各種地方小報，就連《皇明通報》也有專門的版面給他們爭論施政得失，因此送到崇禎面前
“垃圾帖子”倒不是很多。而且同時看到正反兩面的論戰，也讓崇禎在判斷上更為謹慎。
朱慈烺並沒有將報紙視作
“民主”大殺器，對他來說，能夠控制輿論、增加工作效率，這才是報業存在的意義。
最多就是讓民眾有個發洩渠道，反正不喜歡的可以不看。到了北面，這《特赦令》卻掀起了一股巨大的風暴。
幾乎所有節行不全的官員，都收羅了一份南面來的報紙，將特赦令供在自己家裡。
有些書肆為了掙錢，單獨刊印《特赦令》，賣給那些官員，黑話叫做
“保心丸”。之所以要用黑話，因為多爾袞很快就針對《特赦令》釋出了第二條愚蠢透頂的令旨：敢私藏、傳播報紙者，斬！
輕信者為奴！有哪個被抓住的人會承認自己輕信報紙？所以被抓住的，都是人贓並獲以私藏、傳播之罪被斬首了。
於是漢官再次出現了棄官潛逃的風潮，最高的一日竟然達到了十餘人。
其中猶有吏部侍郎陳名夏，帶著兩個家人棄官南下，在天津上船出海，在萊州上岸，奔赴濟南行在。
朱慈烺在濟南安排了一次宴會，雖然皇太子本人沒有出席，但是去了一位閣老，許多與陳名夏有關係無交情的官員也奉命捧場，每人都做了許多詩詞，集結成冊，免費刊印。
朱慈烺之所以對陳名夏格外關照，不單單是因為吏部侍郎官高位重，同時也是因為陳名夏實乃大明失節官員的典型。
甚至可以說，整個大明都不會有人比陳名夏更加沒有操守的了。陳名夏字百史，江南人氏，乃是崇禎十六年的探花郎，初授翰林修撰，兼戶兵二科都給事中。
這個起點是高標準的清流路線，只要自己不行差踏錯，大明國運不敗，四十餘歲入閣輔政是沒有問題的。
國變之時，陳名夏失節降闖，其實也不過和在京的兩千餘名官員一樣。
李自成逃離北京之後，陳名夏沒有留下事清，但是他跑到半路，聽說江南在大興
“順案”，要嚴懲失節降闖的官員，便又逃回了北京。在滿清，陳名夏官復原職，旋即又擢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
所以說，他比那些闖來降闖清來降清的失節官員更多了一次降而復叛的經歷。
得到了這樣一匹馬骨，朱慈烺自然是要好好消費一番的。在這個沒有照片、錄影、部落格的時代，要想讓千里之外的人相信一些東西並不容易。
誰都不確定陳名夏是否真的得到了善待，而且朱慈烺也不可能真的給陳名夏一個高官厚祿的待遇，否則就違背了人力資源管理原則中：內外公平。
而且物議洶洶，萬一有人口無遮攔捅破了
“千金買骨”的窗戶紙，效果就會大打折扣。所以詩集就是一個不錯的道具。
明朝是詩詞大興時代，雖然精品極少，但數量上卻遠勝唐宋。官員送往迎來，做幾首詩詞屬於基本套路。
如果聚會來計程車人多，詩詞數量自然就多。主人家將這些詩詞編為詩集，刊行於世，與其說是在炫耀眾人的詩詞文采，不如說是炫耀聚會規格。
所以拿著厚厚一本主題明確、作者眾多的詩集，足以證明陳名夏受到了極高禮遇。
而這些與會作詩的官員，也都為朝廷做了背書——官場上是沒人會去為一個註定要倒黴的傢伙捧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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