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伴隨著大順對外擴張，以及扶桑土地墾殖的初步成功，由土地為楔子引出的問題就複雜了。
總的來說，仍舊在討論土地問題。
但是，現在人地問題更多的是作為一個幌子。
移民增地，那麼移民的錢從哪來？
基建方便移民，那麼基建的錢從哪來？
開發扶桑，洩壓墾殖，那麼船票問題怎麼解決？
移民來解決人地矛盾，出生人口在這擺著，一年得往外“送”多少人？這麼大的規模，錢從何來？
既是最後核心問題變成了錢的問題。
那麼土地問題作為引子，自然而然地引出了經濟問題。
到了經濟問題，那就不可避免要談生產力、生產關係、階級這些東西。這玩意兒和萬有引力一樣，牛頓不是“發明”了萬有引力，是發現了萬有引力，意思是說萬有引力在牛頓之前是存在的。同理，生產力、生產關係、階級這些東西，不是說現在大順這邊不談，那就根本不存在。
放在此時的大順，這不是個具體政策的問題，而是哪個階級要唱主角的問題。
比如說，皇帝徹底瘋了，要“封建親戚、以藩屏周”。那麼，就北美那樣的情況，你不可能去搞國野之別，就算說你要搞國野之別，那你也得有國人吧？
“國人”從陝西，到齊魯，那倒好說。
“國人”從威海，到金山，這就不好說。
這不是靠兩條腿就能跑過去的，得造船、得準備食物和水、得有造船業和伐木焦油帆布等相關產業、得訓練水手船長等等。
說到底，還是個經濟問題。
也即是說，你玩哪一套，在這個時代，問題由土地問題、人地矛盾引出，最終也只是個引子、楔子，還是要走到“哪個階級唱主角”、“東進運動”由哪個階級主導的問題。
很多東西，不是說，一個政策一出，刷的一下就解決了。
這裡拿後世北美的《宅地法》舉個例子。宅地法，是“將國有土地出售給個人”。可問題是，在這之前，好地，已經被鐵路公司、伐木場、金融資本等圈的差不多了。在宅地法之前，資本已經在那裡到處圈地佔地了。並不是說，天降猛人，林肯線上點選了宅地法法令，刷的一下就西進運動了，而之前沒有搞成就是因為之前的人都是傻子，沒有點宅地法。
大順倒是沒有明確的《宅地法》，但是可是有非常明確的鼓勵西域墾殖，不但免稅數年還給籽種，那麼有人去嗎？有多少人去？有多少人能去？有多少人去的起？甚至於說，大順之前對於實邊問題，是給政策的，包括說自內地移民多少過去、墾荒多少畝，是給虛職官位的，但實際上仍舊聊聊，因為無利可圖。
遷徙成本、運輸成本，在大順就是一個必須要考慮的問題。
那麼，到底誰來唱主角、那個階級“主導”大順的東進運動、主導大順的遷民墾殖計劃，這就是個不可不談的頭等大事。
還是那句話：華人和中國人，似乎一樣，但其實又不一樣。如果站在血緣民族的“生存空間”、“未來空間”之類的角度，那麼現在做的一切都是脫褲子放屁。
啥也不用做、啥也不用管，劉鈺已經透過戰爭和劃線，拿到了大幾十年的緩衝期。慢悠悠地“自發”遷徙，華人依舊可以環太平洋佔據種族上的優勢。
但是，這種優勢，解決不了中國內部西南、中原、西北、華北等等不靠海的地區的老百姓的貧困問題、人地矛盾等等。
是以，這才是大順內部這股“暗流”湧動的原因——這些人，是站在中國的角度去考慮問題的，是要解決大順這個政治實體內的那些大多數人的生存問題的，而不是站在一個有些抽象的華夏民族未來的生存空間這個東西上。
也正因如此，所以才有了有人地矛盾、土地問題等，引發經濟上思考和討論的契機，才有了劉鈺說的“這個時代讓哪個階級來唱主角”的問題。
也即是，劉鈺和李欗說的“把未來賭在工商業上”的問題。
現在，需要有個人站出來，用類似法國重農學派的風格——【重農主義體系就成為在封建社會的框子裡為自己開闢道路的新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表現】——的方式，“繼承”實學派。
大順有大順的特點，這裡說的還是取其精髓，在大順的現狀下，用類似重農學派那一套披著符合本國傳統認知的皮的東西，在舊框子裡開闢道路。
舊框子就這麼大，總會走到頭。但現在，大順距離這個舊框子的邊緣，還早著呢。至少在邊疆區、殖民地，還早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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