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舊框子，指的是大順的私有制早已確立。
也指的大順已有的一些政策，比如說，之前為了實邊遷民，鼓勵商賈地主“帶人”過去，帶的人足夠多、開墾的地足夠多，是可以給類似助捐一樣的官職的。
當然，也包括傳統的均田、小農、人地、限田等等思想。
這些舊框架下，在內部，實際上已經到頭了；但是在邊疆區、新的殖民地，是可以做許多事的。
要注意，在此時，小農經濟，尤其是在新大陸，小農經濟並不落後、也並不束縛生產力的發展，相反恰恰是【墾殖殖民地繁榮的根本】。
這種繁榮要變成【墾殖殖民地的痼疾】，是另一個問題。
問題不在於小農經濟在新大陸、邊疆區是否到了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階段。
而在於，小農自身是無法完成這麼大規模的遷徙的。
說的再明白點：
若是遷徙有蟲洞，無成本。
那麼，小農過去種地，也挺好的。相反，在這種情況下，搞大土地所有制，反而會遏制生產力的發展——北美就是例子，早期的大土地售賣制，使得金融資本囤地買地，切成小塊再賺差價，並沒有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相反還限制了生產力的發展。
但是，現實是，遷徙不是無成本的。
於是，這才需要引誘資本，作為一個“組織社會力量”的工具。
在這裡，組織社會力量的工具，可以是朝廷這個實體的國家機器。
但是，大順的底子在這擺著、框架在這擺著，朝廷是無能的、廢物的。一個之前這麼大的統治範圍、一年收兩三千萬兩白銀的中央的政府，這中央的稅收效率幾乎可以認定就是此時各集權國家的“下限”了——南邊的暹羅，集權改革之後，中央財政歲入達到480萬英鎊，摺合大約1600萬兩庫平銀；日本倒幕之後，工業還沒影的時候，也收出來了8000萬兩庫平銀的歲入。
超低效的稅收效率、幾乎無管控的地方鄉紳、士紳土地的佔據等等這些，使得大順朝廷自身，無力做這個組織社會力量的工具。
因為如果大順朝廷自己想要做這個工具，那麼就意味著必須對內部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包括說，用上實學激進派的“均田仁政”，國家完全踢開地主、士紳等進行徵稅，這樣才能掌握足夠的力量，來做這個組織社會力量的工具。
大順誰也沒膽子在內部搞大動作，這是大順這個封建王朝的本質所決定的。
故而在大順自身無法做這個組織社會力量的工具的時候，新時代需要有人出來唱主角。
只不過，唱法需要技巧，也即是說要以一種類似法國重農學派的方式，“名義上站在舊貴族、舊制度的身上，唱新時代的歌”。
在之前，劉鈺大談的“自由貿易”，是假自由貿易。這一點，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劉鈺只是站在大順自身的手工業優勢和白銀購買力優勢上，用標準的重商主義和壟斷本質，披上自由貿易的外衣。
所以，劉鈺談自由貿易，在大順內部沒啥影響。因為這壓根就只“說了一半”，只說了國際貿易的部分，最終還是靠逆練老馬的“以國家強力取得商業霸權”的路子——以國家強力取得商業霸權，真正懂的，都明白，這玩意兒再怎麼圓，也圓不成自由貿易，這分明是明顯的不能再明顯的重商主義。
只不過，這是重商主義在大順手工業發達和白銀購買力這個條件下的一種特殊的、有別於歐洲的表現形式。
同樣的，如果有人想要“繼承”實學派，並且至少安全地、隱秘地繼承下實學派。
那麼也一樣也得學類似的東西：披皮、包裝、打扮。
而絕不是說，要直接開噴：封建貴族都是垃圾、地主都是廢物、地主完全是實業資產階級眼裡的累贅等等。
做事，得有技巧。
雖然說，實際上，地主就是產業資本家眼裡的累贅，這一點亞當·斯密已經毫不掩飾地指了出來。
但是，在大順，或許民間可以這麼說，但李欗這麼說是不行的。因為他要這麼說，那就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這明顯是準備搞事情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