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很多事，揉碎了，就是個社會關係的問題。土地問題，更是非常明顯，很多政策的存在，就是為了維護某種特定的社會關係。
封建是社會關係，資本也是社會關係，最終還是要繞回到維護有利於統治階級的社會關係上。
比如俄國的農奴制，當然要維繫這種特定的社會關係。因為貴族打了半天仗，封了一大堆地，可是俄國那種蠻荒之地、地廣人稀的現實，只給一堆地，不給人，根本就無法維繫農奴供養貴族的社會關係，所以必須要搞農奴制，讓農奴從屬於土地、而土地從屬於貴族。封地不封人，等於不封地。
比如大順原本的租佃制，則就不需要出臺過多的人身依附的法律，甚至只看律法，似乎人身依附程度，在逐漸減輕。
但問題是，大順的情況在這擺著。比如說，一些和尚廟周邊的“周圍十八里，都是老丈人”的傳說。佃戶說，法律沒有除夜權或者人身依附這樣的義務。但是和尚說，說得好，你是懂法的，那你別租我的地了，餓死吧。
當人地矛盾到了極致，而工業又沒發展起來的時候，甭管說法律沒有規定各種從屬依附關係，大部分人也會呈現出一種“自願”依附的狀態。如果不能達成這種“自願”從屬的狀態，才需要出臺嚴苛的法律、特殊的政策，來以國家強力維繫這種社會關係。
俄國的農奴制如此，漢密爾頓的土地大塊售賣制意圖如此，後來的南方州黑奴逃奴法如此，亦包括說劉玉在扶桑的荒地售賣貨幣化、迫使遷徙者必須做幾年工資勞動者的政策，也是如此。
撥開迷霧，要看清楚，這些政策、這些律法，是為了維護或者強行創造“什麼樣的社會關係”，然後也就知道，這些政策和律法，到底是在維護哪個階級的利益了。
簡單來說，劉玉在扶桑的土地政策，是在維護誰的利益？
很明顯，是在維護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因為，如果沒有劉玉的土地政策，遷徙者，不會從屬於工業資本，他們會跑路，而不是非要在那做工。
而在大順本土，這種情況又是反過來的。因為極大的人地矛盾，以及“相對過剩的人口”，使得失地流民，會“天然”地從屬於工商業資本，如果有的話。
那麼，李欗考慮的鐵路修通之後的問題時，就必須要考慮清楚。
當鐵路、交通等問題和現在不一樣了；當幾年後十幾年後的社會存在和現在不一樣的時候。
必須要用將來的情況，思考將來的政策，而不是以此時松遼分水嶺以北的現狀、社會關係的形態、從屬還是被從屬的種種，來制定將來鐵路修通後的政策設想。
否則，這就又是刻舟求劍。
比如說，現在大順從下南洋開始到一戰結束，崛起的這批軍功新貴族。
此時此刻，說你們有功，按照傳統，有功封賞賜地。皇帝說，我看這烏蘇里江畔土地甚多，一家賜地萬頃以酬功吧。這些新的軍功貴族，只怕當場就要在心裡罵兩句：有功而不賞，非人主也，你在那賞我萬頃土地，都不如在京城旁邊賞我3000畝地。
但是，如果修通了鐵路，類北美鐵路事，賜地1.18億英畝、約7億畝土地於鐵路兩側。哪怕是和之前同樣的土地，那肯定就完全不一樣了。
恩格斯說，土豆，以及土豆釀酒法，拯救了普魯士的容克們，使得他們在新時代完成了轉型。
那麼，可以不可以這樣認為，假如鐵路修通，松遼分水嶺以北的大豆，和大豆榨油壓榨豆餅產業，會催生出大順的一批轉型的軍功貴族？
這不是一個李欗自己想不想搞成這樣的事。
而是，他如果想要乾點什麼，他自己就是個屁。
總得需要有人支援。而有人支援、或者有人跟著他幹，那這就得給人回報。
固然說，實學派裡可能有一些人，是以天下為己任的，覺得繼續這麼搞下去要完，必須要進行深入的變革。出於這一點，可能會支援李欗。
但這種理性主義者，畢竟是少數。
更多的人，無非還是希望得到好處，得到利益的。
資產階級假設支援他，那麼他得給資產階級利益。比如說，資產階級想要在路修好之後，圈佔鐵路附近方便運輸地區的土地種黃豆，那他就得給政策。
實學派的那些人，要是跟著他幹，那也得給點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