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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是不是說，大順的問題，只需要解決了“物流成本”之後，就能達成資本主義發展的“全部條件”？
也不是這麼說。
而是說，社會意識，源於社會存在。
沒有人，可以面對著一張白紙思考。
正如亞當·斯密，親身體會過英國那近乎變態的重商主義政策，以及嚴苛到極致的商業管制，所以他才寫出了反對這一切的《國富論》。
而魁奈等人，親身體會過法國的科爾貝爾主義的種種限制，經歷過金融業崩潰的約翰·勞騙局，以及法國貴族和王權的紛爭，所以他才能提出針對法國情況的【自然秩序學說】。
反過來看大順。
文明的早熟，讓大順經歷過太多。
中央放棄鑄幣權，地方豪強自行鑄幣？所謂的貨幣去中心化？
經歷過，漢代就經歷過，並且大順的精英階層很清楚，這意味著什麼。
中央放棄對礦山和鹽的管控，由商人開發？
經歷過，並且在明末，精英階層集體反對，並且不斷懷念劉士安的鹽法，而對萬曆年間的鹽政改革頗有不滿。
放棄抑兼併政策？
這個更不用提。
中央完全無能力管控地方？
蒙元時候也經歷了，要漲工資而不得的小吏把河南的省級大員全都弄死了，封閉了黃河漕運，而中央居然數月不知情，也不是沒經歷過。
在這種情況下，和大順這群人談什麼自由貿易，本身就是可笑的。
大順朝廷對商業的管控能力，能趕得上英國之萬一嗎？或者說，大順有《商品列舉法》、有《列舉補貼法》嗎？大順的朝廷，可曾對任何一項手工業，進行過限制或者補貼？
全沒有。
甚至於，大順的關稅，除了“徵稅”這個作用外，壓根不存在任何的“對本國產業的保護作用”。
一丁點都沒有。
你不可能指望人去理解一件從未經歷過的事。
更不可能讓大順這群人，不去歐洲，就理解為什麼需要“保護主義”、為什麼需要產業保護性關稅、為什麼會存在“貿易逆差”這個概念。
大順這群人，“經濟學”的啟蒙，源於“廢漕改海”這件事。
正是因為廢漕改海，使得大順的經濟格局在短短二十年內，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這才導致了大順精英階層對“經濟學”的啟蒙思考。
而且這種啟蒙，也帶上了濃重的大順的社會存在的色彩——物流成本。
不要以為，重商主義，管制貿易，是個非常簡單的事。
你可以說，大順朝廷不懂、或者壓根沒能力搞什麼重商主義、管制貿易。
但絕不可以說，一個連他媽的鑄幣權都沒有、連關稅都壓根沒意識到保護產業的意義、連關鍵產業補貼都壓根不存在的朝廷，居然搞什麼保護主義、重商主義。
不管是《國富論》、還是《重農自然秩序》，都是因為“重商主義”而催生出來的。
反過來，如果沒有英國的極致重商主義，那麼就不會催生出自由貿易；如果沒有法國的科爾貝爾主義，那麼就不會催生出重農主義自然秩序論。
大順也一樣。
因為大順對經濟管的太少、甚至可以說之前吊毛都不管——這和蒙元對於地方的控制一樣，可以認為說，這是項技術活，想管，但是沒這能力，也管不明白。
但是，論跡的話，就是沒管。
於是才催生出了濃厚的周禮學復古、荊公新學的復興、鹽鐵論的再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