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國民財富的總和”到底是啥玩意兒的鋪墊。
才能引出“宏觀上的無效勞動”的概念。
宏觀上的無效勞動，又引出了發展工商業的必要性。
而發展工商業，最終又是為了讓“定以後國民財富的總和”增加。
故而，劉玉把《國富論》斷章取義，一截為二。
在大順，留下了國富的定義。
在歐洲，推銷了“優勢”理論，不過是李嘉圖修正後的“相對優勢”而不是原書的“絕對優勢”。
應該說，這種斷章取義，才是最符合《國富論》原著精神的：國富是目的，為了達成這個目的，批判英國的重商主義政策，因為重商主義政策已經對英國的生產力發展有限制了。
精神核心在於“國富”，自由貿易只是手段，一種特定於當時英國政策的手段。
而劉玉把《國富論》斷章取義，恰恰最貼近國富論的精髓：國富是目的，大順現在需要的，是重商主義、殖民擴張、高稅政策、國家強力、擴軍造艦、依靠軍事霸權取得商業霸權帶動手工業時代的工業發展，這些資本主義是怎麼來的精髓手段。這些東西，現在不但沒有對大順的生產力發展有限制，相反還極大地促進了大順生產力的發展，也即達成了“國富”之目的。
這個第一點，是“寫經”。
第二個關鍵點，就是：如何讓人均糧食這個概念，有現實意義。
這算是“釋經”。
簡單來說，南洋的大米，能和甘肅算平均嗎？算出來的平均，對甘肅有意義嗎？
這在後世，當然壓根就不是個問題。別說南洋的大米，就是東北的大米，也可以和甘肅算平均，而且有意義。
但在現在，這就是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連個從江南到京城的運河漕運都搞不明白、搞得天怒人怨，怎麼可能配談相隔萬里的【人均糧食擁有量】這個概念呢？
時代，便是這種感覺。
一些時代習以為常的東西，在另一個時代，則是不可忽視的天大的事。
所以，在第二個關鍵點上，劉玉拿出來幾樣東西，來讓這些相信了“經書”的人，看到了未來。
鐵路，是第一個。
世界上此時的先發國家，都在拼命搞基建。
英國在修運河，因為英國適合運河。
法國在修公路，而且是靠勞役制度來修公路，這為將來法革後的一個統一的法蘭西奠定了基礎。
大順在修鐵路。
因為大順既不適合在北方修運河，也不適合修公路，至少以現在的條件和技術下，學法國修公路不行、學英國修運河在北方修不了。
蒸汽機，在大順的出現，劉玉沒有傻乎乎地直接往紡織業上引。
而是從一開始，劉玉就在往煤礦、鹽井、以及蒸汽車的方向上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