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王黨，還是輝格的愛國者黨，兩邊的主流意見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求和傾向，這裡面內因自然是佔據主導地位的。
內部階級的因素，是他們對求和的方向保持一致的根源。
哪些人可以賣、哪些人不可以賣、哪些人要穩住、哪些人可以鎮壓，這些政客們心裡門清。
這些內部的因素，決定了“怎麼和”。
而另一些因素, 則決定了“戰還是和”。
除卻那些經濟上的因素，戰還是和，更多的時候，還是看能不能打贏。要是打的贏，戰自然佔據上風。
但即便現在看來，英國的海峽艦隊, 還有一搏之力，可實際上不管是王黨還是輝格黨都不敢搏。
這和英國舉國決戰西班牙、亦或者後來在特拉法爾加一戰定勝負的時代不同。
特拉法爾加時代, 漢諾威王室已經徹底坐穩了位置。斯圖亞特家族的人, 已經基本死絕了。國內的雅各布派，已經消亡，徹底沒有了叛亂的能力。
工業革命後的英國，使得全部的、能說出來話的、有一定影響力和經濟實力的國民，沉浸在國家蒸蒸日上的幸福感之中。不會如此時這般，託利黨以及舊王朝勢力，依舊擁有可以裡應外合開啟關門喜迎王師的能力。
是以，那時候，打輸了，怕什麼？大幾百萬人口，動員起來，沒有人帶路、沒有人喜迎王師，有什麼可怕的？
而現在, 輝格黨和王黨, 都不敢輸，海戰輸了就真的全完。真有人帶路, 且真有人會迎王師。
某種程度上，這段時間, 也算是英國王室“得國不正”的影響期，以及那些大商人壟斷專營商鬧得大部分人都人厭狗煩，比如蘇格蘭民眾暴動保護走私犯、勒死軍官；比如普通民眾因為酒漲價，要把國王趕回德國種土豆子。
而英國和中國的國情、商人力量、農村和城市力量的對比區別，使得英國如果想把大順皇室幹爆、引發國內動盪、實行對等報復，想要取得大順劫船和騷擾貿易這樣的成果……得派人去大順農村，喊出均田口號搞起義，用聖徒精神團結農村，搞出天朝田畝制級別的起義。否則，是沒法對等報復的。
因為英國貿易發達，所以大順切貿易，可以直接讓英國動盪。
因為大順農村廣闊，所以英國派人去農村傳教起義均田，才能取得大順切貿易對等的效果。
畢竟英國對面有個法國，大順旁邊是朝鮮……法國只要過了海峽真能打進倫敦，朝鮮過了鴨綠江是真打不到京城。
這種區別之下，一方面是海軍那邊的一線軍官，在之前的博斯克恩被擊殺的海戰中，對大順這邊的技戰術水平很認可。燧發機之類的技術細節不提，打破線列決戰、縱隊穿插打尾巴的戰術體系, 讓這些一線軍官確信這是個難纏的對手。
這不是那支以“存在就是威懾”為目的的、打桅杆、搶下風、打了就跑的法國艦隊。而是一支能和英國海軍一樣，眼睛不眨地把還活著的戰友直接扔海里喂鯊魚的、充斥著精神病人、瘋子、酒蒙子、惡棍、殺人犯、重刑犯、食人者的海軍，絕對的此時一流海軍。
另一方面就是確實打不贏，沒辦法對等報復，而傳教士吹的中國熱風，又使得英國無法確定大順的真正戰爭潛力。一個600萬人口的國家，按照本國的動員能力、壓榨能力和稅收效率，去思考一個兩三億多人的國家，往往會產生巨大的認知偏差。
劉鈺一直鼓吹被他扭曲的假自由貿易，論據之一就是大順的稅收低，極大地迎合了法國重農學派和英國反消費稅學派。
他的資料沒錯，確實是低，但實際上是“無能”，而不是“故意輕稅”。
所以，英國拿著自己14%GNP的冠絕全球的稅收能力，來思考大順的戰爭潛力，肯定是會誤判的。
的確，家家有本難唸的經。
可正如大順不可能理解出埃及記的隱喻，英國又怎麼可能知道大順家裡難唸的經？
英國此時的情況大致就是這樣。
想和。
且能和。
且政治力量最強的那群人想和且能接受和。
世界是動態的。
英國國內的階級狀況、王室認同、政局穩定這些情況，要是晚三十年，大順是嚇不到英國的，英國肯定會選擇豪賭一場海上決戰。輸了民兵總動員，也不用擔心地主喜迎王師。
比這三十年再晚三十年，趕到英國的經濟基礎和階級構建，已經到工人站出來反穀物法、搞憲章運動的時候，那大順就更不可能指望直接談貿易傾銷問題了。
此時英國政壇上的兩大勢力，不可能知道未來，但卻瞭解現在。
只不過因為託利黨黨禁導致的輝格黨分裂、反對派的崛起，使得英國政壇內部出現了一股奇怪的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