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順的改革，其實逼瘋了很多人。
孟松麓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他不是劉鈺一直在等待的、期待的銳氣的、熱情的、浪漫的、衝動的、改變世界的青年。
甚至他們這一整代人，都不是。
更不要說他們的上一代。
這不是他們這代人的使命。
他們這代人的使命，就是在迷茫、痛苦、扭曲中，為大順王朝的墓穴，挖下最後一抔土。然後做一個樣板，告訴天下人，“牧民”這條路，已經走不通了，最後的理想主義牧民者，只能去原始地區乾點啥。
正如他們上代人的使命，是傳承明末的恐怖記憶，並透過言傳身教培養出最後一批對那個黑暗時代還有深刻印象的儒生。
最後一批對那個差點神州陸沉的時代印象深刻的儒生，對此時的大順而言，意義在於“我們願意為避免那種黑暗再現，付出多大的代價？”
當代價可以被討論的時候，主動的變革才有可能。
他們的上一代人，和上上代人，給出了答案：我們為避免那種黑暗再臨，寧可承認三代之治是王霸並用。
浸潤宋儒數百年的讀書人，被神州陸沉的絕望感逼著承認三代之治是王霸並用……這是個非常非常沉重的代價。
沉重到，這個代價的等價物，可以是十二億畝土地的所有權、可以是幾千萬人口、可以是天下的六十萬生員、甚至可以是科舉制度。
在那個時代，儒生對王安石的態度，就能見端倪。
混亂時代，反對王安石的，都不是在說王安石，而是在用影射學，影射王陽明——以一人而易天下之學，於是天下崩潰，北宋亡大明亡，主要是反對王安石搞一家學問，用荊公新學改變天下思想。
混亂時代，支援王安石的，也都不辯經說王安石其實是王道，而是帶著王安石用申商之術壓根不是王道的預設，直言我們寧可選申商之術易天下之學、寧可全天下都用荊公新學的教材統一思想，也不想現在這樣。
換句話說，上代儒生中的激進派，寧可放棄王道、也幾乎等同於儒生放棄儒學作為可以接受的代價。
到孟松麓這一代，即便他們是經過言傳身教仍舊對明末危亡留有最深重的記憶，可終究那一切已經過去太久了。
曾經在國破族亡危機之下緊密團結的各派，在大順上升期，分裂了。
或者說，分裂的還不夠徹底，王道派還有霸道派的殘留、霸道派也有王道派的影子。
或者說，分裂的過於徹底，導致沒有殘留和影子的人，要麼跑到了傳統那一邊、要麼跑到了新實學這一邊。
以至於當初的變革派的正統繼承者，被夾在了中間，左右搖擺，渾身難受。
一會兒，王道湧上心頭，覺得大順這麼做，有點不地道。
一會兒，霸道湧上心頭，覺得大順這麼做，可也行。
搖搖擺擺，往前走也難受、往後退還難受、一動不動仍舊難受。可偏偏又不肯放下天下只管自己，恐有一股子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頭卻不知道道在哪。
這要是不瘋，才不正常。
結果就是劉鈺經常嘲諷他們，但真等到檀香山這樣的事情到眼前的時候，還非得找他們這群“不知道該往哪走的理想主義者”。
總體來說，權哲身比孟松麓幸福多了。
權哲身來松蘇轉了一圈，之前的痛苦都解了——合著恩師李星湖的擔憂，都他媽是杞人憂天啊？均田制瓦解、高利貸出現、土地交易，最終盡頭這不就是松蘇？那擔憂什麼呢？
畢竟，朝鮮國的儒生，沒有思考“天下”的資格，只需要考慮自己國家的那點事就行。它可以做天下的一部分，但不可以去定義什麼是天下。
天下不是國家，又是國家。
天下是一致的道德。
天下是具體的所有制。
天下是主流的宗教。
天下是具體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