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松麓比權哲身看的更透、所受的震撼更大，因為他明白，明末順初一些大儒的擔心，真的走向了現實。
從古文尚書真偽論開始，再到反程朱理學，當初大儒所預言、憂慮的【最終揚矢周孔】，似乎真的不是杞人憂天。
因為這個脈絡，在明末已經上演過一次了。
東林黨的崛起，某種程度上，就是對陽明心學以及極端化的泰州學派的反動。
按其所想，天下危亡，源於什麼？源於道德敗壞，只要肅正道德，就好了。
而道德為什麼敗壞？
東林黨不能理解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舊道德，無法適應明末商品經濟發展的現實。心學建立，再到泰州學派、到李贄等人走到極端程度，都是試圖適應新時代變化的結果。
而這個結果，最終導致了東林黨對這些道德淪喪之學的反動。甚至明末時候，朱子學大興，既不是朝廷推動的、也不是誰來認定的，純粹就是源於物極必反的反動。
學術上的反心學而動，政治光譜上的保守道德主義回潮，沒那麼多令人震驚的東西，很正常的事。
其實東林黨的很多大佬自己知不知道朱子學的問題？當然知道。
但是沒辦法，道德敗壞、天下將亡，問題到底出在哪了？找不到問題到底出在哪，自然只能從老辦法裡找，搞道德至上這一套東西。
只要道德淨化，則積弊可除、天下可安。
東林黨也不是沒提出過“攤丁入畝”之類的想法。
但現實就是根本實行不了，為什麼實行不了？
按照一個最容易接受的理解，那肯定就是天下道德敗壞，只有道德淨化，才能走下一步。
理想是美好的。
現實是殘酷的。
他們發現這條路走起來，真的是走不太通。
以至於到了後期，梅之煥、鄒元標等，已經開始感嘆：要是張居正還在，集權在手，鎮壓眾生，天下至於這樣嗎？
單就學術思路上，既沒必要吹捧，也沒必要踩的萬年不能翻身。
很正常的“保守派”，在轉型期對激進思想、道德敗壞的反動；傳統道德主義的一次回流而已。
古今中外，必然情況。
延續到大順這，路徑還是差不多。
東林道德，朱子學復興，是對明末心學激進派的反動。
到大順這，顏李等輩，又是對朱子學復興的反動。
如果一切正常，沒有劉鈺二十餘年的物質基礎的變革，實際上脈絡是很清晰、也很容易推斷的。
從明末心學激進派，反動回宋儒，再從宋儒，反動回漢經學。
等著反動回漢經學後，無非兩種可能。
第一種，窠臼之中，仍舊無法指導和西方交流深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社會發展。工商業發展導致舊道德淪喪。
然後程朱理學最終反撲，走明末的路，在王朝末年，程朱理學再度成為正統，試圖走東林黨道德救世的路。
第二種，考據學和經學研究，總結了方法，但成果越來越少。因為儒家經典追到漢經學，其實並不多，出成果就很難了。
仍舊還是社會發展，無法指導現實；加之西方科技的傳播。
必然導致這些考據學家，或者是為了搏名出名；或者是為了走“以諸子補儒”的路，都會開始轉向更容易出成果的諸子百家。
《管子》、《墨子》、《莊子》、《晏子》之類的書籍考證、傳播、將那些佶屈聱牙的諸子文章重新整理翻譯成易於傳播的時代文風等等。
雖然說，楊朱墨翟的學問素來是儒家厭惡的異端，但在明末對宋儒的大反思之後，基本上，楊、墨二學的“異端度”，降在了佛、釋的後面，明末開始就普遍認為“佛釋之害，甚於楊墨”了。
總之，要麼，末期程朱道德學問復興，結果道德救世不管用，再來一波反思。
要麼，考據學推動先秦典籍研究，引入諸子學以補儒，文藝復興，託古改制。
而此時的大順，實際上第一條路基本被斬斷了。
因為劉鈺這二十多年的改革，重新塑造了江南的經濟基礎。
透過對大約二三十萬漕工鹽工河工的血腥鎮壓、揚州府淮安府以及運河區大約一百五十萬人的被迫遷徙，以及對外擴張、東北的種植業商品糧化等等一系列舉動，使得出現了理學家最不想看到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