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還是理所當然地將劉鈺當成大順統治階層的一部分。這類似於朱允炆之前的大明藩王、亦或是唐前期的關隴貴族、亦或是春秋禮崩之前的分封公侯，屬於“自己人”。
面對“自己人”，話就可以不必遮遮掩掩。
直接說清楚，大順可以相信的武裝力量的組成部分，是自耕農、府兵和良家子。至於災民募兵、工廠僱工這種出身的，可以用來對外征戰，但不可以作為基本盤。
故而在松江駐紮的部隊，必須是以良家子、自耕農、府兵為主。
一旦松江出了事，要麼是僱工起事、要麼是有資產的大商賈起事，只此兩種可能。
而自耕農、或者交血稅而不交幣稅的府兵作為駐軍，砍起這兩種人來，絕不會有絲毫的手軟。
誰是基本盤，誰是可以依靠的、誰是朋友、誰是敵人，這一點大順皇室向來分的很清楚，搞得很明白。
至於劉鈺，在皇帝看來或許想法不少，但也繞不開“治國平天下”這兩個傳統士大夫或者貴族的終極渴望，只是路線的不同而已。
路線上的不同，還是可以叫一聲“愛卿”的，距離“逆賊”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呢。
劉鈺當然明白皇帝的意思，這時候也只能馬屁如潮，山呼萬歲，接著戶政府尚書的話，大讚陛下英明。但卻不會說戶政府尚書琢磨的“省錢讓退伍兵進手工工場”的想法。
皇帝聽著劉鈺的馬屁，相當開心。因為這裡面唯一可能覺得皇帝有可能“因噎廢食”的人，就是劉鈺。
現在處置方法說完，既證明了自己不會因噎廢食，也說清楚了自己的應對策略，這時候當然是渴望臣子的誇獎和認同的。
這和權力無關，是否認同，皇帝都會做。但一些人的認同，會讓皇帝精神上特別滿足。
“鯨侯既然也認為此法甚好，朕且問問你，你對天朝之外的局勢瞭解頗深，不會不知道巴達維亞之事的深層原因。既如此，鯨侯也想過天朝是否有所準備？”
劉鈺忙道：“臣覺得巴城之事，其實也根本算不得事。臣於文登練兵，日本大饑饉的前一年，本朝從蓬萊到松江，也爆發了饑荒。數十萬人做餓殍，也沒什麼大事。就巴達維亞那點人，算得什麼事呢？”
“況且，當地情況不同。巴達維亞起事之輩，可以高呼‘唐人團結一致’。而陛下就是漢人，他們又有什麼理由團結其餘的漢人呢？是以，臣不是不知道，只是覺得……一條豆蟲，恐懼螞蟻吞噬，於是將螞蟻多麼可怕的訊息告訴了大象。大象低頭看看螞蟻，覺得就這？”
“或者如小馬過河，松鼠驚呼此河深不見底、老牛卻道此河不過膝蓋，豈可一致而論？”
這個比喻並不新鮮，其實還是刻舟求劍的變種，皇帝知道劉鈺常說的兩個典故，一個是“好治不病以為功或為善謀者無赫赫之名”、另一個便是“刻舟求劍”。
此時再度聽類似的比喻，不禁莞爾，笑道：“鯨侯之言，看來果然是琢磨過的。巴達維亞的事，朕也想過，終究還是不可控之事太多。譬如鯨侯說的日本貿易、波斯人挾波斯王以令諸侯終於效曹丕之事等等，此等事著實難控。”
“但再一想，似乎鯨侯的話也有道理。”
“終究，荷蘭國兵弱。”
“若將波斯比朝鮮，若朝鮮出了這麼大的事，天朝自有手段處置、施壓。前朝時候，朝鮮王位之爭，前明只需一句話，朝鮮便噤若寒蟬；本朝時候，朝鮮王得位有燭影斧聲之嫌，天朝禮政府一小吏依舊使之膽寒。”
“若荷蘭國能控波斯如朝貢、能制日本如藩屬，蔗糖貿易亦不至此。”
皇帝這番話，並不是自大，而是此時眼界放寬了，真的覺得荷蘭國兵弱。
人口不過一直屬州之丁、地不過天保府大小，數千兵馬，縱橫南洋，竟無人可敵？
屬實讓皇帝覺得南洋那些蘇丹、佛王，實在是廢物。
每每聽到荷蘭在南洋統治之事，軍改之後，皇帝老琢磨著，荷蘭若真有種，就來中原闖一闖。等著威海這邊海軍初成之後，也琢磨著若是此時再有前明天啟年間澎湖舟山之事，定要讓荷蘭國知何為天威。
只覺朕確實不敢去歐羅巴打你，打不過。但在家門口還能讓你把朕的舟山佔了？
這麼一想，又屬實覺得南洋諸國未免太好打了些。
不說別的，便是準噶爾部，若在南洋，就荷蘭那投送能力，能打的贏準噶爾嗎？這屬實是個疑問。
李淦這幾年也常看世界地圖，就是想不明白那馬打藍素丹國之流，怎麼就打不過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千餘人馬？
之前朝中有人反對劉鈺的“窮兵黷武”之諫，老覺得打仗太難，風險太大。
如今打完了日本，一方面皇帝是真的明白劉鈺在證明東南沿海的危機又多可怕，一方面又覺得好像繼續擴張難度不大。
日本打馬打藍素丹國打得過嗎？李淦是覺得，毫無問題，可能都用不到幕府傾盡全力。薩摩藩自己幹都沒問題。
既如此，若不趁著西洋諸國勢力還未如劉鈺所言“在印度站穩腳跟”之前下南洋，那真是昏庸無道了。
所以此時他一方面不想自己在臣子面前做一個“因噎廢食”的人、一方面也算是金口玉言地認可了劉鈺的“擴張能夠壓到內部混亂”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