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淦不反對變法。
也不反對有人打破這種“破而不立”的局面，搞出一套新的東西，完全契合如今大順的經濟基礎，徹底取代朱子學，把官方的意識形態立起來。
甚至，很支援。
但是，這個人，絕不能是劉鈺。
李淦可以支援劉鈺搞實學、搞科學院、搞海軍、搞軍改。
但是，允許了前者，就不可能再允許劉鈺把這一套整合、發散成體系。
王安石是第一人，可能也是最後一個，既入中樞宰執，又能搞出一套體系的強者。
等到王陽明，那就封個伯，別入中樞，回家搞心學去吧。
後續，可以允許心學強勢，朝中多有心學之徒，但前提是王陽明已經死了、或者已經不可能入中樞了。
放在此時的大順，雖不完全一樣，卻也相差無幾。
就像是大順也不是沒有大儒，也有自成體系的南北派系，也有古儒一派，但派系領袖名聲雖高，進中樞絕無可能。
劉鈺的儒學水平什麼樣，皇帝心知肚明。但是，他不會，別人未必不會……武德宮考試劉鈺怎麼拿的魁首，皇帝心裡還是有數的。
引起這件事的巴達維亞事件，就是這種事的一種體現。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大順治下，怎麼對待？這本身就是一個官方學術的問題。
如果是朱子學，作為官方學問，這件事會怎麼定性？
如果荊公新學，作為官方學問，這件事會這麼定性？
如果漢儒公羊，作為官方學問，這件事會怎麼定性？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大順不是靠《大順律》治國的，也不可能靠《大順律》治國。
日後工商業發展起來，要擔心的不是官商勾結的問題，官商勾結對皇帝而言，那都小事。終究還是來個青天大老爺、皇帝聖明派個“八府巡按”來查案就能解決的事。
但工商業發展起來，官方怎麼看待一些新興事物？這才是皇帝要慎重對待的問題。
事情還是一樣的事情。
但事情是好？是壞？是支援？是反對？是盛讚？是怒斥？這是官方學問的意義之所在。
同樣的寡婦改嫁，在先秦、在漢、在唐、在宋、在明、在順、後世，完全是不一樣的評價。譬如李清照，都成為了“不貞碭婦”。
又譬如崇禎，對唐太宗的種種不道德行為嗤之以鼻，認為拿唐太宗和自己比是侮辱了自己。但若在後世，對崇禎最多也就是“同情”，可哪怕再同情、再感同身受、再哀其生不逢時，也沒人問一句：當皇帝，是崇禎強，還是李二強？
同樣的，如果工商業發展起來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事，該怎麼定性？以及，該怎麼處置？
巴達維亞糖廠的事，荷蘭那邊的情況，是默許使用奴工，最終認為反抗者是首罪。
而如刑政府尚書所言，若在大順治下，首罪是隨意加稅的總督、次罪是糖廠承包者，奴工排到最後，基本可以安個“打漁殺家”的定性。
再比如鬱金香泡沫、南海泡沫、密西西比泡沫，歐洲那邊肯定是願賭服輸，賠了別哭，愛上吊上吊、愛自殺自殺。
但在大順這邊，多半就是以“把持行市”罪，逮捕炒作者、抓捕發起者，眾人鬧騰起來，多半也就是將趁機大發其財者的利潤分出一部分，以安撫眾人之心。
這樣的區別只是冰山一角，或如名臣海剛峰，如果鬱金香泡沫發生在其治下，會怎麼處理？或者巴達維亞糖廠用奴工之事，其又會怎麼處理？
這就是所謂“道”。
《春秋》可以決獄，但如果有人要用《夏冬》決獄呢？要用《墨子》決獄呢？要用《荀子》決獄呢？要用《韓非子》決獄呢？
結果肯定是不同的，只怕第一關的“親親相隱”，態度就肯定會完全不同。
連日本那邊的儒生，都知道打著復古的旗號，用先秦古籍託古改制，說自己是儒生卻搞法、墨、刑名那一套。大順這邊怎麼可能會不懂？
皇帝又怎麼可能不清楚，拿著十三經，能解出一萬種截然不同的道義，而且還都能打著正統儒學的旗號。
莫說一套十三經，就是簡單的一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要是解不出三種以上截然相反的解釋，都算大順沒有人才了。
開發蝦夷、將來下南洋治理南洋，以及將來可能興盛的工商業，肯定不能用現在這一套東西去管轄。
但是，這一套東西，皇帝也只允許現在特事特辦，積累經驗，以觀後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