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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麗建國之初，女真諸部尚未形成國家，散佈於高麗的西北境外，對高麗行朝貢之禮，雙方大致保持了和平的關係。
這種關係一直持續到十二世紀女真崛起時為止。
至女真建金前後，女真諸部聯盟與高麗的戰事漸多，高麗對女真也可以說是對金國的外交政策，也一再地加以調整——在短短十餘年間，審時度勢，高麗對女真完成了從視其為朝貢之邊民至對其納貢稱臣的大逆轉。
隨著金國滅遼敗宋事業的成功，高麗不得不重新考慮對金國的政策。
作為一個小國，高麗其實已經習慣用稱臣來換取和平。
當然“事大”絕非光榮和值得驕傲的事情，對本來藩屬的女真稱臣，更是一件恥辱的事情。
然而，金滅遼，又大敗宋，完成了蛇吞象的蛻變，變成了這個時代最強大的王朝。
這不是高麗想不面對就可以不面對的。
一直拖到了靖康元年，隨著金國的不斷逼迫，高麗仁宗王楷，終於召集百官詢問，是否事金？
文武百官都不同意，還有人嚷嚷著要聯宋抗金。
可很快就傳來，完顏宗望兵圍汴梁城並從汴梁城勒索到了大量金銀一事。
見此，高麗大臣李資謙極力勸說王楷朝奉金國，並向王楷上書說金國有不得不朝奉的勢頭。
李資謙說：“金國前番一小國，朝奉遼國與我國，今強盛而起，滅遼，又圖滅宋，國家富強，兵力強大，且日益更強大，又與我國土接壤，若不服從，必遭滅國。”
李資謙又說：“且小國侍從大國，自古皆此，故而最好先派遣使者去探詢。”
李資謙乃王楷和其父王俁的雙雙岳父（即李資謙先將他的長女和次女嫁給王楷之父王俁，次女生下了王楷，李資謙又將其三女和四女嫁給了王楷，換而言之，王楷娶了他自己的親三姨和四姨，王俁、王楷父子是名副其實的連襟），又是當朝太師，權傾朝野，他力主像金國稱臣納表，王楷也只能接受李資謙的主張。
然而，高麗最終決定向金國進獻納誓表，最主要還是得力於金國的使臣韓昉等人卓有成效的外交努力和高麗朝廷內主張“事大”外交的金富儀、金富軾等人的推動——金富儀直言不諱地提出了以重視功利主義為特色的“事大”外交思想和策略，他們的努力為高麗成功取得保州一地鋪平了道路，並最終透過事金而得到了他們夢寐以求的保州之地。
總而言之，目前高麗的國策就是向金國稱臣納表。
在這樣的政治主張之下，王楷自然而然的就駁回了韓擎跟高麗買糧的請求。
不僅如此，王楷還下令驅逐韓擎派去的商隊。
而日本方面。
自唐以後的將近三百年時間裡，日本一直派遣唐使到中國學習，其次數之多、規模之大、時間之久、內容之豐富，可謂是空前，對推動日本社會的發展和促進中日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
可隨著盛唐不再，日本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便有了變化。
中間的過程不去多說。
只說，到了宋代，日本與遼國建交，便斷絕了與中原政權之間的聯絡。
按說斷了也就斷了，不來往就是，可偏偏不行。
唐朝之前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在西北內陸，便是大名鼎鼎的“絲綢之路”。
可唐朝中期之後崛起的阿拉伯帝國中斷了這條商路，急於掙錢的民間商業團體被被迫將目光放到了海洋。
由於這個時代的航海技術還不是那麼先進、政權不統一、各地商人壟斷等等原因，近處這幾個鄰居便成為了宋朝海商的主要海外市場。
而宋朝的統治者敏銳地意識到，商業活動帶來的巨大利益可以有效緩解財政困難，故採取鼓勵和支援的態度。
於是，有宋一朝東南沿海地區經商逐利的風氣日盛。
慢慢的，這個時代，凡是有錢人，除了達官貴胄，大部分都是以海洋貿易為主的商人，有的鉅商富賈甚至能夠榮登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