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為悅己者容，楊麗華堅持保養、健身，當然是為了愉悅夫君，宇文溫對此很受用，所以不吝給予“獎勵”。
他的后妃們都很努力的保養、健身，所以宇文溫也很努力的盡夫君義務，此刻摟著楊麗華，忽然有感而發。
原心定罪，所以當年我和俏太后那什麼，完全應該沒罪的嘛！
想到這裡，宇文溫居然有點小興奮。
若論輩分，侄兒和寡居堂嫂那什麼，按照親屬相犯的罪行，那是要斬的喲！
然而，按照原心定罪，還是沒事。
按動機，我沒道理和太后私通，畢竟兩個人又不熟，風險又大到要被砍頭；同理，太后也沒動機和我私通，畢竟地位懸殊，男方又不是潘安。
全都是那什麼藥，導致我們兩個意亂情迷，然後在不清醒的狀態下有了男女之實，甚至導致太后懷孕。
按原心定罪，我們倆無論是動機、目的還是案發時的心理，都沒有發生關係的主觀意願，所以是清白的，沒有罪！
然而這有用麼？
宇文溫覺得，若是當時事發，自己怕不是要被拖出去遊街，然後以“強暴太后未遂”的罪名砍頭，身敗名裂。
所以，即便“原心定罪”有著人性化的優點，但作為一種“自由量裁”的司法理論，一旦被人濫用，就會導致律法如同兒戲。
嫌疑犯有沒有罪，全看主審官對其動機的判斷，人為因素極大，隱患多多。
類比的話，類似於舉孝廉和科舉制的差別，選拔人才的標準，前者全看人為操作，後者好歹有“考試成績”這種客觀標準。
宇文溫不反對法律人性化，畢竟冰冷的法律很難被百姓接受，執行起來代價也很大，所以他對“原心定罪”並不是持全盤否定的態度。
司法實踐中，審判案件的官吏運用原心定罪努力展現人們的動機、心理，強調“心”、“志”的善惡，在定罪量刑時考慮犯罪人的行為目的、主觀動機和心理狀態，區分故意和過失，這是一種進步的體現。
但是，如果過於注重犯罪的主觀因素，忽視甚至無視犯罪事實，僅僅依靠伸縮性非常大的倫理道德為標準判案，必定會導致冤假錯案的出現，導致司法不公。
讓律法，成為權貴堂而皇之欺壓百姓的護身符。
極端點的例子，一個平民控告某權貴子弟強暴他的妻子，那麼主審官可以這麼“原心定罪”：
論動機，紈絝子弟不缺如花美眷，沒道理去摘野花，再說，紈絝子弟有的是錢，風月場什麼樣的美人不投懷送抱，怎麼會看中野花？
換而言之，有錢（權）人怎麼會搞強姦？大把女人投懷送抱，完全沒動機嘛！
以目的來說，高貴的權貴子弟，怎麼會看上蓬頭垢面、身上有跳蚤的民婦?試問人再餓，也不會放著山珍海味不吃，吃發黴的野菜粥吧？
以心理狀態來說，就算有權貴子弟強暴民婦的事實，那又如何？也許是權貴子弟喝醉了/心情不好，才導致行為失常，或者說是不小心摔倒了，正好壓在民婦身上，才發生...這是意外嘛!
再說了，也許是民婦穿得太暴露/故意勾引/不守婦道，才讓權貴子弟失控。
所以，不僅權貴子弟沒罪，民婦反倒有勾引貴人犯罪的嫌疑，如今你夫婦二人不思悔改，反倒以卑告尊，到底居心何在！
想到這裡，宇文溫的怒火蹭蹭就上來了，強調動機大過事實，將犯罪事實輕描淡寫，這樣的做法，他不接受。
因為這很容易演變為隱形特權，給有權有勢者欺壓百姓開法律上的後門，甚至在大家族裡，就是給尊長欺負卑幼、嫡子欺負庶子以合法藉口。
當前時代的特點，擺脫不了以禮入法，這一點，宇文溫只能接受，況且他也希望法律顧及人性，不希望用冰冷無情、沒有人性的法律條文治國。
但是，不接受禮、法不分，不接受“以儒釋法”，不接受無限制的原心定罪。
把旁支、庶出子弟束縛在家族裡的“禮法”，把農民束縛在家鄉（土地）上的“禮法”，把工商束縛在賤籍的“禮法”，統統都要改。
這是農桑和工商的差別，時代變了，老一套不中用了。
宇文溫相信“理越辯越明、道越論越清”，他認為，沒有激烈的思想交鋒，就不會有思想的飛躍。
圍繞《明德律》的大辯論，就是照亮時代前進之路的****，依託電報而快速發展的報紙業是助燃劑，揚州一案，正好可以作為引子。
天下的讀書人，都可以透過報紙，從這場大辯論中受到教育，感受思想交鋒的衝擊，當大家都開始思索時，自魏晉以來頗為混亂的思想、文化領域，就會迎來新的春天。
也許，是百花齊放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