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做器、商人賺錢，這是本分，但商人靠著賺差價就能錦衣玉食，又重利輕離別，真是可惡。
所以中原自古以來的政治觀念，就是把商賈視為賤民（整體而言），畢竟從執政者的角度出發，重農抑商是必須的，商賈不事生產（農耕）卻可以過上好日子，如此不勞而獲，必然造成不良影響。
所以朝廷要壓制商人，卻又離不開商人，於是把商人當夜壺。
需要的時候就用，用完了就扔，而夜壺的地位，自然就很低。
與此同時，權貴們要經營產業盈利，滿足巨大的開支，所以也要依賴商人來貨殖，那麼，把商人變成想用就用、想殺就殺的狗，再合適不過。
於是，商賈的地位很微妙，有主的（搭上權貴、有靠山）商賈就是名貴獵犬，比一般官員都要威風；沒主的商賈，那就是野狗，胥吏都能肆意敲詐勒索。
商，是這樣，工呢？也好不到哪裡去。
商人是夜壺，渾身散發著“銅臭味”，不用的時候必須收起來，而作為“工具”的工，不用的時候自然也要放到工具箱裡，哪裡能擺在廳堂上，讓來客看笑話呢？
工、商的地位，都不怎麼高，更別說有多少政治地位，千百年來都是如此，沒人覺得不對，問題是，時代不同了。
當蒸汽機、火輪船、火車、電報出現，工業時代即將到來，要是還把工、商放在低人一等的地位，宇文溫認為那是不可以接受的。
所有的蒸汽機械，已經超過了“巧器”的範圍，蒸汽機工程師、技術人員，不是匠戶。
經營實業的商人，不是什麼不事生產的食利者。
所以，宇文溫認為，工商業者代表著先進生產力，應該有自己的政治地位。
但是，即便他貴為天子，也無法以一人之力，將千年的歧視推翻。
他提拔的工商業人才，被官僚集團視為“佞幸”，許多人在享受著科技、生產力進步帶來的各種舒適生活的同時，依舊把工、商視作賤業。
明德年間工、商業人才獲得重用的情景，也許會隨著宇文溫的去世漸漸消散，操作火車、蒸汽機、火輪船以及各種蒸汽機械的技術人員、工程師，會淪為“機戶”。
一切，又回到從前。
但那是不可能的。
蒸汽機、火車、火輪船、電報已經出現了，時代已經不可能再回到從前，回到士大夫熟悉的男耕女織、四書五經就能治天下的時代。
然而，鄙視工、商的官僚集團，不會喜歡破壞莊園經濟的商品經濟，不會有辦法應對海外白銀大規模輸入造成的通貨膨脹。
不會珍惜紙幣賴以生存的國家信用。
他們適應不了新時代。
但是，新出現的工、商業者能。
商譽，是商人的根本，構築在其之上的信用，更是命根子，而只有商業發達、貿易大興了，實業者才能有獲利的可能。
同理，紙幣的信用，只有工商業者才會用心維護，只有熟悉經濟規律的人，才能對抗因為海外白銀大規模流入造成的通貨膨脹。
宇文溫一手創造的流通券，已經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初步具備成為紙幣的潛力，但迄今都未“國有化”，這是因為他不相信現在的官僚集團。
他一直在等，等一個合格的“操盤手”出現，而銀行，就是這個“操盤手”起舞的舞臺之一。
觀眾們會陶醉在舞臺上的精彩表演之中，放鬆警惕，等他們回過神來時，已經來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