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自開蒙起，接受過至少十年的持續高質量教育，與此同時，自幼習武，弓馬嫻熟，是另類的文武兼備。
所謂另類，首先從“文”來說，這些黃州子弟，也學四書五經，也知各種典故，卻不屑於吟詩作賦，視為無病呻吟，彷彿學了多年的經文典籍，純粹是在吃一日兩餐。
從“武”來說，日常鍛鍊方式，和尋常將門子弟截然不同，什麼“深蹲”、“腹卷”、“平板支撐”，奇奇怪怪，然後說到戰陣廝殺，常言“手銃迴旋射”，“三段擊”。
出身山東士族的房玄齡，常年和黃州子弟接觸，所以對於這個群體，有最詳盡的觀察和了解。
這些人，雖然父輩出身微寒，沒有什麼郡望、閥閱可言，但傲氣卻不比山東士族、江南士族子弟差，這些年輕人那莫名其妙的優越感，不亞於關隴權貴子弟。
對於世家高門，沒有絲毫仰慕之情，對於商賈並無排斥之意，許多人雖然弓馬嫻熟，卻更熱衷於火器，炫起富來，其花樣之多，讓人無言以對。
若以傳統的眼光看來，黃州子弟“非士，非農，非工，非商”，卻有兼有士、農、工、商的特徵。
可以說是士、農、工、商的混合體，其父輩，多為武人、文官、庶族子弟、宗族子弟、商賈，相互間的聯姻和經濟往來，意味著利益糾葛極深。
以當年的虎林軍諸將為例，他們自知出身卑微，即便功成名就，也知道高攀不上士族，於是聯姻物件大多是同僚，或者荊襄各地庶族、宗族，又有商賈、小吏，以及自己資助的寒門學子。
這些庶族、宗族以及商賈、官吏們也相互聯姻，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個荊襄勢力群體。
隨著荊襄勢力蔓延到兩湖地區（洞庭湖、彭蠡湖）、兩淮、嶺南以及江南，河南，聯姻的物件群體逐漸擴大，一個基本上以庶族為基礎的龐大利益集團逐漸成型。
而黃州子弟，實際上就是這個利益集團的新一代，是既沒有郡望也沒有閥閱、父輩卻身居要職，士農工商混雜的“怪胎”。
這樣的“怪胎”，絕大多數山東士族子弟不屑於交往，江南士族子弟也敬而遠之，關隴權貴子弟倒不排斥，但兩撥人在一起總是有些微妙隔閡：
黃州子弟喜歡說海外，對海貿感興趣，關隴權貴子弟於此就沒什麼好說的：畢竟對於關隴地區而言，大海太遙遠了。
這些年，房玄齡目睹了各種“黃州怪現狀”，對於黃州子弟這一群體的認識也越來越深，他知道天子一直在大力栽培這些黃州子弟。
所以再這麼下去，一群“新貴”群體就要出現了。
這些“未來新貴”，雖然有父輩的蔭庇，卻多以軍校畢業從戎或計劃靠科舉考試入仕，自幼接受良好教育，有見識，不鄙視貨殖之術，家中多以產業獲利，家財萬貫。
這些“未來新貴”，繼承了士、庶之別中庶族對世家大族的“怨念”，卻不會如庶族仰慕五姓七望那樣，以能和世家大族結親為榮。
在他們看來，代表著過去的“世家大族”，其魏晉風流已經過時了，什麼五姓七望，不過是連莊園都維持不了多少年、沒有見識跟不上趟的破落戶。
這些“未來新貴”，認為昔年那些閉門成市、自給自足的大莊園就該破產，所以糧價、布價長期走低沒什麼不對；無地農民與其給人做佃農，還不如進城務工。
工商業發展沒什麼不好，百姓背井離鄉進城務工沒什麼不對，各地人口流動起來才好，只有這樣，各地工場主們才能招到足夠多的勞動力。
朝廷就該大興海貿，對外擴張，組織中原百姓移民，如此來，才會增加商機，讓更多的工場、商號從中盈利。
朝廷應該適當減商稅，刺激商品流通，各地官府還要許以優惠政策，鼓勵工場、作坊擴大產能，參與對外貿易，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養活更多的無地人口。
邊疆無事可不行，不然沒了抓生口的由頭，官軍若不方便動手，商團武裝可以效勞，朝廷當然要對國內百姓仁慈，卻沒必要對番邦蠻夷施以好臉色。
夷狄畏威不懷德，所以直接用火銃和對方交流才高效！
房玄齡看著這幾位高談闊論的黃州子弟，忽然百感交集，這二十多年的所見所聞，讓他對於未來的發展有些迷茫。
電報通了，日行千里的火輪船航行在江河湖海，各種蒸汽機械的大量使用，還有不需要官員、名士舉薦即可報考的科舉，時代真的已經不一樣了。
等到這些“怪胎”（黃州子弟）成為新貴，把持權力，朝廷的既有政策再無可能變更，甚至會變得更加“激進”。
難道，士族的時代，就要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