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來，就得靠鉅額財政撥款來完成這條運河，而工程的總造價，已經接近朝廷一年的歲入。
朝廷歲入，絕大部分是糧食和布匹等實物，銅錢相對佔比較小，去年，朝廷歲入折成銅錢計大概有四百五十萬貫，聽起來很多，但這是收入，不是盈餘。
自明德元年起到現在，因為宇文溫幾乎連年都有大動作，所以歷年財政盈餘都不算多，也就是說現在要開工修通濟渠，國庫根本沒有錢。
這個情況，宇文溫當然知道，他又要有償僱傭勞動力修運河，相互矛盾之下，就只能想另外的辦法來籌措資金，那就是發行公債（國家公債），向民間籌措資金。
發行公債解決財政緊張問題，在後世來說是司空見慣的政府行為，但在這個時代卻不一樣。
數百年來，不是沒有朝廷因為囊中羞澀而向民間舉債，但這都意味著朝廷已揭不開鍋，所以給人的觀感很差，宇文溫如今為了修運河搞公債，這種行為馬上引起強烈反彈。
這個時代主流的治國觀念，就是不到萬不得以不要舉債，朝廷有多少錢，就花多少錢，即便國庫有盈餘，也得存起來，以備不時之需，不能來個“歲光”。
這種“保守”的治國觀念，貫穿了整個“古代”，建立在落後生產力、低下的財政收入基礎上，不能說錯，但宇文溫覺得沒必要墨守成規。
朝廷的“盈利能力”逐年加強，內患沒有，外患暫時被削弱，未來數年，只要不爆發大規模天災，周國的國力必然是爆發性增長，這就意味著財政收入充盈，有很強的還債能力。
加上他本人的信用很好，而天子的信用好，就意味著朝廷的信用還過得去，那麼只要發行公債時利息合適，必然能夠籌措到足夠的資金去修通濟渠。
通濟渠的工期是四年，公債的期限也是四年期，他完全有足夠的時間來籌措資金，當公債到期之後，來償還本金及利息。
從策略來說，現在借錢修通濟渠，四年後通濟渠通航，然後還清債務，朝廷和百姓馬上就能享受到通濟渠帶來的便利和好處。
若是從今年開始攢錢糧，攢四年後才開始動工，再過四年運河才修好，累計八年時間，太不划算了。
河流（運河），是這個時代的交通運輸大動脈，通濟渠早一日投入使用，就越早發揮重要作用，所以宇文溫才示意自己在政事堂的代言人、中書令李德林，推動通濟渠於今年動工。
而反對者人數眾多，奏章如雪飛來，阻力不是一般的大。
宇文溫作為強勢皇帝，可以力排眾議，強行開工通濟渠，但這種違反遊戲規則的行為後患無窮，會給子孫後代起一個壞榜樣。
更別說遊戲規則就是他自己制定的，他若是不當一回事，別人也不會當一回事。
今天，就是“決戰政事堂”的日子，因為反對者之中，有尚書令李允信，李德林對付起來有些吃力，雖然有殺手鐧，卻未必有十足把握。
所以，即便可能性不大，宇文溫也要做好親自應戰的準備。
不知不覺時間臨近，他用冷水洗了把臉，抖起精神，離開側殿，向政事堂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