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對於責任，華夏部隊往往也會將其細化到極致：大到戰略目標，小到行動時間，都會包含在華夏部隊的戰鬥計劃當中。
但在匈奴的文化背景下，類似的狀況則根本不可能出現。
就拿此次的馬邑戰役來說：匈奴單于冒頓在派出白羊、折蘭、樓煩三部為先鋒的時候，只做出了一個略有些模糊的命令：在月虧之前（十五天之內），攻下馬邑。
除此之外，匈奴單于庭沒有對先鋒部隊做出任何指示；什麼時候開始攻城，什麼時候，或者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結束攻城，全都由先鋒部隊自行決定。
還有一點不同，便是華夏部隊，總是會有一整套嚴格至極的指揮體系；任何一場戰爭，無論其規模大小，都會有一個總指揮。
如三年前，呂后派關中大軍十萬南下，以討伐悍然稱帝的南越王趙佗，周灶便被任命為徵越將軍，主掌大軍一切事物。
又如正在進行的馬邑戰役，親自駐守馬邑城的大將軍柴武，便是此次馬邑戰役毋庸置疑的總指揮官。
但在匈奴，情況又有所不同了。
就好比此時作為匈奴先鋒的折蘭、白羊、樓煩三部，理論上都是平級。
用後世的話來說，折蘭王、白羊王、樓煩王三人，都是匈奴先鋒的指揮官。
從秩序的角度來講，這三人都沒有命令其餘二人的權力，也沒有服從其餘二人命令的義務。
當然，已經被呼奢、且居二人擠兌去善無的樓煩王禿克，是個特例。
而現在，馬邑城下的匈奴先鋒攻城部隊，就是由折蘭王呼奢，以及白羊王且居二人同時負責，誰也不比誰高一頭。
這種情況下，呼奢自然也無法命令且居，派出白羊部的奴隸炮灰來攻城，只能是以平等的身份出發，以商量，甚至是祈求的立場，來爭取且居的支援。
因為對於匈奴人而言，無論是部落之間的互相征討，亦或是如今這樣在單于的率領下南下掠奪，都不算是什麼‘義務’。
在中原文化的背景下，從周天子分封諸侯開始，便已經有了最原始的國家安全責任、義務體系——周天子點燃烽火，天下諸侯就必須率軍前往。
發展到後來，戰爭也被渲染上了其他的色彩，包括民族風骨、家國大義等。
但在匈奴，戰爭卻並沒有這麼多深層意義。
對於匈奴人而言，無論是討伐其他草原部族，還是南下掠奪漢室，本質上，都更像是一場風險極大，但收益也同樣可觀的投資。
部族透過投入勇士、時間、物資，並承擔奴隸消耗、戰況不利的風險，來牟取戰勝後對戰敗方的予取予求。
即便是此次跟隨冒頓率軍南下，也同樣不例外——對於白羊王且居而言，這就是一場生意。
在這場生意當中，且居會投入部族勇士、奴隸的生命為成本，以牟取漢人城池內的物資，來作為自己的收益。
既然是生意，那自然有兩個永遠浪不開的問題：成本最小化，以及收益最大化。
說白了，每一個參加戰鬥的匈奴部族，都會希望以最小的代價，來換取最多的好處。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哪怕且居拒絕了呼奢的提議，表示‘我的奴隸很寶貴，不能拿去送死’，那作為折蘭王的呼奢，顯然也沒有什麼太好的辦法。
這就不得不提到匈奴文化，與中原文化的又一大不同：戰略責任制。
在中原，一場戰爭開始之前，被君王選定的指揮官，往往會得到一個明確的戰略目標，或是自主做出承諾。
例如說此次馬邑戰役，柴武就被下達了‘確保馬邑不被攻破’‘匈奴人無法攻破樓煩防線’‘儘可能對包圍圈內的匈奴人造成更多殺傷’等戰略指示。
在得到柴武‘駐守馬邑北牆’的命令後，材官校尉舒駿也給出了自己的承諾：如果北牆被攻破，則提頭來見！
而在匈奴，則很少會有這種類似軍令狀性質的戰略備案，也不會有必須達成戰略目標的指示。
還是拿此次馬邑戰役舉例，匈奴單于冒頓命令白羊、樓煩、折蘭三部，在十五日之內攻下馬邑。
但如果馬邑沒能攻破，戰略目標沒能達成，會怎麼樣呢？
答案是：什麼都不會發生。
對於‘戰略目標未能完成’的狀況，呼奢、且居、禿克三人，幾乎不會面臨追責。
頂天了去，也就是三人在匈奴內部的‘勇武’‘名譽’會受到一定打擊。
這樣一來，即便呼奢以‘如果白羊部不出奴隸，那折蘭部也不出了’為威脅，也不會對且居造成什麼實質性的影響。
——你愛出不出，我反正不出！
反正馬邑城打不下來，也不用擔什麼太大的責任，就算回頭要捱罵，也是咱們三個一起。
但讓呼奢略有些感到意外的是：對於自己的提議，白羊王且居，並沒有做出明顯的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