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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下旬，長安城。
隨著秋收工作的結束，長安城一如往常的熱鬧起來。
經過年初的冬小麥播種，以及春夏兩季的粟米播種，幾乎整個關中的自耕農階級，都大幅度改善了財富狀況。
在往年，無論是豐年還是常年，農戶百畝田收穫三四百來石粟米之後，拋去稅賦，除去口糧，以及糧食一買、一賣，讓糧商賺取的差價，農戶手上剩下的錢，也就堪堪能買些布匹，做兩身新衣。
條件稍微差一些的農戶家庭，甚至會出現‘每年只做一套新衣，孩子們輪著穿’的狀況。
至於逢年過節沾個葷腥、平日裡吃兩頓高粱米粥，那根本就想都別想！
九成九以上的農戶家庭，能保證一年三百六十天，每天都能吃兩頓熱騰騰的粟米粥，頓頓吃個八成飽，就已經是非常了不起了。
但今年，在糧食保護價政策推行之後不到兩年的今天，光中一半以上的農戶家庭，已經從考慮‘這頓飯吃不吃’的地步，進階到了‘這頓飯吃什麼’的程度。
在這些家庭，幾乎再也沒有出現‘要不今天少吃一頓，省點錢’的話題，也沒有出現‘家裡沒錢，這頓少吃點’的提議。
若非是漢室牛、馬奇缺，法律又命令禁止殺、傷、食牛肉，羊肉、彘肉（沒閹割）又都口感不好，只怕今年，關中一半以上的家庭，能在臘八日吃上點肉！
即便是生下那一半家庭，也已經憑藉今年春、秋兩次作物收穫，還清了欠下的大半錢糧，將走在破產之路上的家庭硬生生給拉了回來。
等明後兩年，這一半的家庭也會逐漸富裕起來，不再需要為口腹而擔心，也不再需要因貧窮，而將剛出生的嬰兒溺死河中。
——或許在其他文明，富裕往往會造成低生育率；但在漢室，在華夏文化的大背景之下，富裕，足夠富裕，往往是人口增長最大的決定性因素。
反之，便是貧窮、足夠貧窮，會成為人口增長最大的阻礙。
誰家不想兒孫滿堂？
誰人又不想稚童繞膝？
但凡手上能有閒銀二兩，誰又會為了省錢，就剝奪自家血脈睜開眼，看看這繁華世界的權力？
說到底，華夏人的骨子裡，天生就帶有開枝散葉、傳宗接代的本能。
但凡養得起，別說二胎三胎了，就算是學劉備他祖宗，中山靖王劉非那樣，身他百八十個兒子，又有何妨？
即便沒那個體力，生他十幾二十個，組個足球隊衝擊一下世界盃，那不也挺好？
而如今的漢室，並非是全方位無死角的富裕，而是單單侷限在關中，侷限在糧食這一項上，達到了富足的程度。
百姓也只不過是從先前‘窮得掉渣’的地步，稍稍提高成了手裡有點閒錢，家裡每個季度能吃兩條魚，逢年過節給每個孩子都置辦一身新衣裳的程度。
也就是從貧民，進階到了中農階級，連富農都還算不上。
再加上‘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觀念在此時依舊為輿論所認同，就使得如今的漢室，根本不可能會出現社會越富裕，生育率越低的狀況。
反倒是在這秋收之後，關中百姓大都前往長安城，置辦新衣新布，購買生活物資的時候，長安街頭出現了一個個挺著大肚子，抱個小崽子，身後跟個半大小子的婦女。
最主要的是：這並非是個例，而是普遍存在的現象！
若是在東西兩市外停駐片刻，就不難發現：在兩市進出的育齡婦女當中，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腹部都微微隆起。
身旁的漢子嘿嘿憨笑著，在自家細君身旁提著大包小袋，還不晚騰出一個手虛扶著女人的後腰，隨時準備扶一把。
看著如此和諧、美好的狀況，劉弘的嘴角上，難得一見的掛上了由衷的微笑。
盛世的衡量標準是什麼？
在文人士大夫看來，或許是虛無縹緲的河出圖，洛出書，萬國朝覲，鳳鳥來儀。
在史學家看來，或許是百姓民安居樂業，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鄉野雞犬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但在本就出身貧苦人家，對底層百姓的生存狀況有足夠了解的劉弘看來，盛世的判斷標準，實在是太簡單不過。
就三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