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免陸賈太中大夫之職，罷官告老’，作為對此次事件的最終處置方案，劉弘便草草結束了這場特殊至極的廷議。
但這並不意味著，陸賈出使南越一事所引發的政治、學術餘波，會自此打住。
——對浮丘伯‘另擇才俊以繼《禮》’的請求，劉弘也給出了答覆：著奉常有司遣使往魯地，以此事相問於魯地大儒：申培！
作為楚元王劉交的同門師弟，這位曾在歷史上為武帝劉徹所敬重的大儒，此時還尚未成為受天下人敬重的‘魯申公’。
單就此事而言，劉弘以魯儒一脈安身立命的《禮》學傳承問題，相問於專精《詩》的申培，其實也有些不合適。
蓋因漢室初，準確意義上的‘魯儒’，指的並非是居住在魯地的儒生，而是受魯地文化圈的影響，對《周禮》有一定研究，行為舉止符合‘魯《禮》’流派特徵的儒生。
這個流派的特徵，主要就是老生常談的那幾點。
拿太史公在《史記·貨殖列傳》中的地圖炮來說，就是‘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儉嗇，畏罪遠邪，好賈趨利’。
意思就是說，魯地民風多尚儒風，很注重禮儀，百姓大都小心謹慎，比較節儉吝嗇，害怕犯罪，比較喜歡透過商業獲取利益。
而‘魯儒’作為魯地最具鮮明特徵的儒家分支，其特性，更是在太史公對魯地百姓的評價基礎上，將某些部分做到了極致。
太史公的眼中，魯人事‘注重禮儀’，而魯儒，則是全靠一本《周禮》安身立命，甚至以此作為剝削底層百姓的理論依據！
——上下尊卑，秩序綱常嘛！
魯人大都‘節儉吝嗇’，而魯儒，卻都稱得上是‘一毛不拔’！
為了能從百姓手裡多摳出一枚銅錢，魯儒甚至會不惜搬出聖人大義，來作為自己‘收斂民財’的理論依據！
至於魯人‘喜歡行商逐利’，在魯儒身上更是發揮到了極致。
——魯儒不單是喜歡透過商業獲取利益，而是一切能獲取利益的事，魯儒都能做得出來！
就拿如今天下，地主富戶對佃戶的租稅來說，關中渭河以南，普遍維持在四成，渭河以北三成。
少府將上林苑的官田租給破產農民，地租雖然也是三成，但劉氏天子動輒‘大赦’‘免稅’‘去賦’的情況下，在上林苑租種官田的佃戶，一年到頭基本不用花租稅。
在有些特殊情況下，上林苑的佃戶一年到頭下來，甚至會發現自己得到的賞賜，比交上去的租稅還要多！
也正是在這種低到‘倒貼錢’的租稅下，上林苑才能以不過數十萬頃的面積，就成為漢室階級平衡的調節閥。
原因很簡單：當一個農民破產之後，只要帶著戶瀆等身份證明，到地方官府登記，表明自己希望租種上林苑的皇家官田，只要在後續的政審中，沒有出現太大的問題，那就大機率能租到一片6080畝大小的官田。
搬到上林苑之後，但凡這個破產的農民手腳勤奮些，把田畝看顧的好一些，就能憑藉幾乎為零的租稅，以及劉氏天子三天兩頭髮下來的‘賞賜’，在五到十年之內，攢下足夠置辦幾十畝薄田的積蓄。
就這樣，原本毫無逆轉可能的‘自耕農半自耕半佃農佃農奴隸’的惡性迴圈，就被上林苑給強行逆轉。
原本會成為佃農，並隨著利滾利的欠款最終輪為奴隸的一個家庭，便能在五到十年之內，重新回到半自耕半佃農階級。
若是再本分一些，那重新成為自耕農，也就是指日可待的事。
關中其他地方的狀況，對百姓雖然沒有上林苑那麼友好，但總體來講，也還在可以接受的程度。
哪怕是在租稅高達四成的渭北地區，地主也會對家中的佃農履行一定的看顧職責，包括代繳稅賦、徭役，逢年過節送些酒肉布匹，在青黃不接之時借糧等。
在土地相對肥沃的渭水以南，佃農和自耕農的年收入，更是幾乎沒差太多。
一戶自耕農種地百畝，得米三百石，其中要拿出二十石作為農稅。
按照一戶五口計算，每年六百錢的口賦，那就又是將近八石粟米。
再加上家中的壯勞力被徵發徭役，而對田畝產出造成的間接影響，又是一比不小的損失。
綜合來講，一個五口人所組成的自耕農家庭，在有田百畝、畝產三石的條件下，一年到頭所能得到的產出，大概就在二百二十至二百三十石粟米之間。
而渭水以南的佃農，每年產出粟米三百石，只需要按三成的租稅，將其中九十石交給地主即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