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大於國’，亦或是‘先有小家，後有國家’的觀念，可謂是華夏封建史上，僅次於‘官員世襲制度’的落後思想。
在後世無數的事關華夏文明存亡的時間點，這個思想的存在，都導致了華夏文明受到了嚴重打擊。
三國時期，天下各大宗族門閥奉行的‘雞蛋不放在一個籃子裡’，自是不用多說。
宋末蒙元入關，南方門閥世家覺得：左右不過是換個主子，並不影響生活。
即便是在滿清入關之時，勢力雄厚的晉商群體，也依舊覺得這是百年難得一遇的‘機遇’‘風口’。
在這種思想背景下，封建王朝末年出現某某某登高一呼，天下為之大亂的狀況，實在是太正常不過。
血統論和世襲制，劉弘還沒有改變的打算——畢竟封建王朝的皇位傳承，還是隻能以父死子繼的世襲制，才能確保政權安穩。
但家與國的先後關係，以及重要程度排序，卻是劉弘必須要做出改變的點。
道理再簡單不過：屁股決定腦袋。
坐上了皇位，劉弘首先要想的，自然是政權的安穩發展，以及儘量長時間的延續。
要想達成這個夙願，那愛國思想的建設工作，就必然需要提上章程。
須得一提的是，作為華夏民族最璀璨、最光輝的歷史時期之一，漢室享國四百餘年，卻並沒有出現過十分明確的民族觀念，亦或是忠君觀念。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人民對君王、對國家的忠誠，幾乎都是以戰爭帶來的國家仇恨作為根基的。
就拿戰國末期的兩大世敵：秦趙來說，兩國百姓之所以能緊跟國家號召，在必要時責無旁貸的踏上戰場，絕大部分的原因，都只是因為戰場對面，是殺死自己祖父、父親、兄長的仇敵！
而秦銳士之所以能享有‘虎狼之師’的威名，也只是因為秦的一紙軍功勳爵名田宅制度，將秦卒的對勝利、對敵卒首級的渴望提高到了極致。
說白了，秦趙兩國百姓之所以能有那般高漲的戰鬥意志，主要就是血海‘私仇’；秦這邊，又多了個‘殺敵進爵’的私慾而已。
對於國家外部狀況、戰略局勢，絕大多數百姓都不關心。
在國家稅賦提高，甚至僅僅是比其他國家高的時候，還很有可能出現戰國末期，關東各國百姓舉家前往秦國的‘叛國’之舉。
就連各國官僚、公卿貴族，在面對磨刀霍霍，勢必要統一天下的虎狼之秦時，也多有‘良禽擇木而棲’的想法。
而如今漢室，距離戰國時期才過去數十年，戰國遺風在漢室依舊濃厚。
拿如今，漢室與匈奴之間的關係來說，絕大多數漢人對漢室的忠誠，都並非是單純對劉漢政權效忠，而是多半出於華夷之防。
甚至於在漢室初，韓王信、燕王盧綰等人叛逃匈奴，乃至於後續叛逃的文人官吏，在做出背叛國家乃至於民族的事情後，都還能以‘各為其主’來解釋自己的舉措。
就算真有忠心於漢政權的，也大都是因為漢室初，劉邦對天下人‘授田加爵’之恩惠的感恩之情。
對於百姓，尤其是對於封建時期目不識丁、幾乎全民文盲的尋常百姓，劉弘的要求並不高——能出於太祖高皇帝的恩惠，對劉氏皇帝有一個‘應該不是壞人’的第一印象，劉弘就很滿意了。
至於後續的名望，也確實需要皇帝以身作則，實打實的照顧好百姓。
但對於官員，劉弘卻不能忍受‘良禽擇木而棲’的觀念存在！
同樣的道理：對於百姓把家庭看的比國家、民族重要，劉弘就算心有不暢，也只能勉強接受，再慢慢透過對外戰爭、對內整合來循序漸進。
但對於官僚將家族看的比國家重要，別說劉弘了，任何一個封建君王都不會接受！
如果家族比國家重要，那等將來，萬一有某一個外族政權，如匈奴、南越等，以‘榮華富貴’的許諾來收買漢室的官員，那難度，豈不是比滿清入關還容易？
所以，劉弘對於儒家思想的改造計劃，乃至於對漢室如今普行價值的改造計劃，也就顯而易見了。
——首當其衝者，就是‘國家’的觀念取代‘家國’的觀念！
最起碼，也要保證官僚階級的思想覺悟，能達到‘沒有國，何來家’的程度！
至於功侯貴勳，倒是不在劉弘的考慮範圍內了。
在高皇帝劉邦許下‘山河永固，與國同休’的承諾之後，漢室的功侯貴勳階級，實際上已經是漢政權的‘董事會成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