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僅剩下的浮丘伯、陸賈、張蒼三人，便成為了如今漢室政壇舉足輕重的人物。
其中，得授《春秋》張蒼憑藉開國武勳躋身政壇，後憑藉出色的政治手腕，和對諸子百家思想的見解，成為了漢室繼蕭何之後，又一個沒有明確學派標籤，卻又能同時代表好幾個主流學派的大學閥and相宰！
精通《禮》的陸賈，則是在業務全被叔孫通搶走後另闢蹊徑，成為了漢室第一代外交官。
至於得授《詩》的浮丘伯，則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治學本心，成為了三人中唯一一個專心研究學士，儘量少沾染朝堂政治的賢者。
若非去年浮丘伯再次遊學至關中，被劉弘軟硬兼施的留在長安，安了個二千石秩祿的《詩》博士之職，恐怕漢家朝堂，永遠都無法看到這位老學者的身影。
從這個角度來看，陸賈、張蒼、浮丘伯三人的學術地位，實際上是基本一致的。
但當‘學術地位’與‘政治地位’扯到一起的時候，狀況就有所變化了。
儒家五經詩、書、禮、樂、春秋，在過去的歷朝歷代或許佔據同等地位，但在漢室，起碼在漢室政壇，是有一些微妙的區別的。
首先，由於漢室‘禮樂崩壞’，且掌權者對‘禮樂崩壞’樂見其成，就使得禮、樂兩項，在漢室受重視的程度僅限於‘裝裝樣子’的程度。
這也是荀子的八個關門弟子中，得授《樂》的公孫尼子不願入仕，甘願遊山玩水的原因。
而陸賈作為荀子門徒中，得授《禮》的那一人，在漢室的地位顯然也是不言而喻——精通《禮》這一項，根本無法為陸賈加分多少。
《書》在漢室的地位，光是看看那兩位得授《書》的荀子門徒是誰，就能看出端倪了。
——李斯，韓非！
在漢初的輿論當中，這兩人，一個是秦滅亡的罪魁禍首（李斯），一個是法家惡政的集大成者‘韓非’！
這樣的情況下，漢室能重視《書》，才是最大的笑話！
至於詩，則帶有太過於濃厚的儒家色彩，過於講究仁義道德，與漢初的時代背景所不符，所以使得浮丘伯這樣的《詩》傳人，只能在漢初成為博士，被皇帝用來充門臉，做牌面。
詩、書、禮、樂都不受重視，唯一剩下的，也就是如今的御史大夫張蒼，從恩師荀子那裡學來的《春秋》了。
在儒家五經當中，春秋中的儒家色彩算是最淡，也最符合漢室背景。
再加上執政學派——黃老學的核心思想，與《易》的牽連甚深，而《易》中的大資料卦算部分，又極其講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與《春秋》所提倡的‘以過去的失敗經驗，促進未來的成功’不謀而合。
這就使得漢室初，黃老學執政、《易》學當道的時代背景下，儒家五經當中，只有《春秋》能具有相對樂觀的接受度。
自然而然，作為荀子門徒，得授《春秋》，且武勳又達到要求的張蒼，就能在政壇佔據一席之地，甚至成為比肩蕭何的名相。
而今天，劉弘為了陸賈之事，雖然將所有朝臣百官都召到了一起，但絕大多數人，都只是起一個‘見證人’，亦或是背景板的作用。
關鍵人物，則只有師出同門的師兄弟三人。
——當朝御史大夫，得荀子授《春秋》的張蒼、當朝博士，得荀子授《詩》的浮丘伯，以及事件的主人公，得荀子授《禮》的陸賈！
換句話說就是：此次事件的本質，並非是在此次出使南越的過程中，陸賈代表個人做了什麼事，應該受到什麼懲罰。
而是陸賈的所作所為，是否能代表荀子傳授給陸賈的《禮》！
如果能代表，那《禮》，以及《禮》學重地魯儒派系，在漢室的政治正確性，是否有存疑的部分？
如果不能代表，那陸賈是否不配被稱為荀子門徒，不配成為《禮》，以及《禮》學重地：魯地，乃至於魯儒派系的代言人？
這，才是‘陸賈出使南越’一事的關鍵所在！
簡而言之，對於此次事件，劉弘並不認為，或者說並不願意認為，這是陸賈個人的道德修養、愛國思想出了問題，而是陸賈所代表的《禮》，以及魯儒派系的核心思想出了問題！
一旦劉弘地這個傾向被坐實，那且不說儒家，最起碼《禮》系，及以此為立身之本的魯儒一脈，將在漢室蒙受史無前例的重大打擊！
與之相應的，便是在《禮》、魯儒派系式微後，必然會在漢室掀起的思想大討論：對於禮樂崩壞，到底應該鄭重對待、扭轉趨勢，還是放棄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