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弩機、長戟、甲冑這種‘有身份證’，且為官方極力掌控的‘管制兵器’，則是隻要敢私藏，就是一個死。
——私藏甲冑、強弩，比同謀逆！
但周亞夫死後的一個小細節，就能解開‘厚葬之風’的內在邏輯，以及傳延上千年之久的根本原因。
景帝劉啟一句‘周亞夫太狂，根本沒法作為新君的臣子’，周亞夫便餓死在了獄中；但作為封建歷史最講法制，甚至衍生出‘法如是足以’這種先進法制思想的時代，漢朝，幾乎不可能出現後世影視劇中的景象——皇帝聽到某事龍顏大怒，吼一句：來人，拖下去砍了！
無論是文帝捉拿周勃，還是景帝捉拿周亞夫，都並非是因為皇帝的一句交代，而是在完整、健全的法律程式之後，才被批准施行的司法事件。
具體到周亞夫，雖然其死因是景帝劉啟擔心周亞夫會欺壓自己的繼任者，但對外，景帝劉啟也給出了一個證據確鑿，且絕無‘欲加之罪’嫌疑的罪名。
——私藏甲冑，意圖不軌！
而周亞夫這樣一個天下聞名的大人物，突然因為‘謀逆’而被弄死，天下人自然就回去深究其中的過程。
按照後世人的普世價值，在周亞夫身死這件事上，很容易就能找到主要責任人：周亞夫的弟弟，周勃的另一個兒子，周堅。
這個邏輯很容易就能理清：要不是周亞夫的弟弟私藏管制軍械，那即便景帝劉啟有心治罪，也沒師出無名。
順著這個邏輯，很容易就能得出這樣的猜測：在周亞夫死後，他弟弟應該是愧疚不已，還很有可能被天下人指為‘條侯死亡的罪魁禍首’？
錯了。
周堅非但沒有因為私藏甲冑，導致周亞夫死亡而蒙受千夫所指，反而藉著此事，成就了一番仁義之名！
周亞夫一生無子，所以按照‘長兄如父’的傳統，本該有周亞夫之子操辦葬禮，自然就降到了周亞夫的弟弟，絳武侯周勃第三子周堅身上。
而周堅為了讓兄長在死後，能在地府過的更體面一些，不惜私藏甲冑，打算作為兄長死後的陪葬品。
這樣的行為，在漢室非但不會引來‘要不是你，周亞夫怎麼會死’這樣的批評，反而會為周堅，披上一層‘重情重義’‘兄友弟恭’的正面光環。
原因很簡單：單論周亞夫的身後事，周堅在其中扮演的。是本該操辦周亞夫後事的‘兒子’的角色。
既然是兒子父親之間的關係，在漢室便永遠繞不開一個字：孝。
一個兒子究竟是不是個好兒子，乃至於究竟是不是個‘好人’，在漢室都能簡單粗暴的透過‘孝不孝順’，而得到一個天下人都普遍接受的結論：孝順的人懷不到哪去，不孝順的人好不到哪去！
而周堅作為周亞夫的弟弟，在周亞夫沒有後人操辦身後事的情況下，主動出來為兄長操辦喪葬之事，這就已經是‘家庭和睦’‘兄弟情深’的道德典範了。
至於周堅私藏甲冑，導致周亞夫間接死亡的行為，更是會被認為：周堅為了長兄在地府能過的體面，不惜觸犯法律，也要給長兄置辦好後事！
就這樣，一個在後世人看來匪夷所思的狀況，出現在了漢室天下。
——周堅私藏甲冑，周亞夫背鍋失去，周堅非但沒有蒙受千夫所指，反而成為了道德楷模！
在周亞夫死後一年，周堅甚至被景帝劉啟以‘存亡續斷’的名義，重新封為了平曲侯，以繼承絳侯一脈的侯爵。
說到這裡，就不難看出：為什麼漢室臭名昭著的厚葬之風，能在華夏曆史上傳延數千年之久；即便到了新時代，都依舊為人們所忌憚了。
——不厚葬先人，在華夏絕大多數時代，是直接與‘不孝’劃等號的！
就算是在後世的新時代，也依舊常見‘某某人劍葬父母先人，被鄉鄰戳脊梁骨’的傳聞，就更別提‘孝大於天’，甚至‘孝大於法’的漢室了。
久而久之，厚葬之風便自然地成為了社會主流。
漢人恐懼死後的日子過不好，就極力要求後人：在我死後，一定要給我好好辦葬禮，可千萬不能讓我在冥槽地府受苦啊？
而孝子賢孫出於孝順，亦或是為了證明自己‘真的很孝順’，就只能竭盡所能的將逝世先祖風光大葬，以免受到社會普行價值的指責。
甚至出於‘侍死如奉生’的理論依據，將家族的大半家財，用在某一位先祖的喪葬之事上。
而漢人在散盡家財厚葬先祖的同時，又出於本能的恐懼，而希望自己的後人也能像自己一樣，竭盡所能的把自己的後事辦的漂亮一些。
那之後的一切，就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