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從這位自稱‘主使’的匈奴貴族名稱中，劉弘就不難判斷出其身份，以及匈奴這次派來的使團規格。
此時的匈奴，還停留在以血統為判斷身份高低依據的落後時期：氏族制；而這位匈奴主使，便出於除匈奴王族：攣鞮氏外，最尊貴四大氏族之一——須卜氏。
須卜氏與呼衍氏、丘林氏以及蘭氏，組成匈奴本部最尊貴的四大姓氏；在匈奴特有的雙頭鷹體系當中，這四大姓氏都有自己的保留地：世襲官職。
與漢室三公、九卿的官職體系不同，匈奴施行常見於遊牧民族的‘雙頭鷹’政策，分設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當戶。
歷史上，通常稱此八者為‘匈奴八柱’；單于大位的繼承順位，也是按左賢王、右賢王、左谷蠡王的順序，依次排序；匈奴八柱中的任何一人，理論上都具備繼承單于大位的資格。
左賢王通常為單于之子，而右賢王為單于之同胞兄弟；左右谷蠡王，則由王族：攣鞮氏中的翹楚擔任。
八柱中地位相對低的四個位置，便由匈奴四大姓氏世襲。
左大將，世代由呼衍氏的宗主擔任，右大將則歸丘林氏；蘭氏擔任左大當戶···
如此說來，匈奴主使的身份便很明確了：即便不是擔任匈奴右大當戶的須卜氏宗主，也起碼是須卜氏這一代青壯中的佼佼者，下一任右大當戶的候選人！
須得一提的是，匈奴的權力構成之所以被稱為‘雙頭鷹’政策，正是因為‘八柱’按左、右各分為四人；‘左’系四人主要負責匈奴版圖以西的中亞戰略，‘右’系四人，則主要針對匈奴版圖以南，即對漢室的戰略。
這就使得左賢王，左谷蠡王，左大將，左大當戶會成為天然的政治盟友，或者說直系上下級；反之亦然。
而劉弘眼前這位正使，正是從小生長於世代承襲‘右大當戶’一職的須卜氏，甚至很有可能成為匈奴下一任右大當戶！
這個資訊，對劉弘而言非常重要——須卜氏≈右大當戶，右大當戶=反漢！
作為世代跟隨右賢王，主持對漢戰略的右大當戶，對漢室的敵意必然不會小！
這從須卜禿離那一口相當標準的漢話就可見端倪——作為已知世界唯二的兩個大塊頭，此時的漢匈格局，於後世那兩個大傢伙近乎如出一轍！
在二十世紀，大熊官員最害怕的，絕對不會是那些整天嚷嚷著佔據太空的鷹國官員；而是那些溫文爾雅，開口閉口‘哈拉少’的議員——最瞭解你的人，只會是敵人！
反之也一樣：只有徹頭徹尾的敵人，才會費盡心機，去了解你的語言、文化等一切有價值的東西。
滿帶著戒備，劉弘接過由劉不疑呈上御階的‘匈奴國書’，細細端詳起來。
匈奴此時還沒有文字，亦沒有記錄文字的習慣，所以這塊長寬各一尺一寸的方形木牘，實際上是由漢字書寫而成。
開頭便是方才，劉弘已經從那位匈奴正使，以及那位極有可能是副使的漢人口中，聽了好幾遍的官方用語：匈奴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
至於國書的內容，總體上用詞也是十分官方化：聽聞漢太后駕崩，單于亦甚為哀痛，特遣使送上禮物，以表達漢匈‘兄弟’之情。
關於漢匈為‘兄弟之邦’這件事，劉弘一直以為是從歷史上的文帝時期，那次被濟北王劉興居大亂的漢匈決戰開始的——當是時，文帝劉恆羽翼豐滿，天下初步走出困頓，遂御駕親征往太原，欲與匈奴決戰。
在那場跨度長達將近兩年的戰役當中，漢匈雙方都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漢室省吃儉用，足足花了數十年才攢下的錢糧全部消耗殆盡，次年秋收，漢室至少一半以上的農田絕收！
匈奴的狀況，也好不到哪裡去——本就一貧如洗，寄希望於從漢室搶奪米糧物資過冬的匈奴人，在整天長城腳下，丟下了上萬具屍體，空虛的大後方更是被殘留的月氏殘部、以及羌人攪得天翻地覆。
這場堪稱與白登之戰相媲美的漢匈決戰，最終以濟北王劉興居起兵謀反，文帝以錢財祈和，回身鎮壓叛亂而告終。
這場戰役，徹底底定了文、景兩代，漢室安心種田、猛爆騎兵，先安內、再攘外的總體戰略。
而匈奴方面，也同樣損失慘重——戰役結束之後的三到五年之內，整個單于庭都忙於清掃草原上的小月氏、羌人勢力。
史載，這場戰役結束之後，匈奴第二年出生的嬰兒，更是全數被溺死①！
一場大戰，在漢匈雙方各自集結全部精銳，投入龐大的戰略物資，在長城一線大眼瞪小眼，最終都將內部秩序玩兒爛，後方發生動亂而告終。
正是這場戰役，讓文帝劉恆清晰地認識到：要想在對匈奴的戰役中取得勝利，內部諸侯王割據勢力就必須先磨去爪牙，形成一個穩定的大後方。
而後文帝駕崩，景帝繼位，對連番侵擾的匈奴人恨得咬牙切齒，欲發大軍討伐時，帝師晁錯泣血規勸者，亦是此：先帝臨終之交代——攘外必先安內，萬請陛下稍息雷霆之怒，專精削藩為上啊···
某種意義上，這也是景帝根本耐不住性子，大刀闊斧削藩，不惜逼反關東諸侯，也要將諸侯王割據勢力掃除的主要原因——內部不穩，談何對外征討？
事實上，‘仇視匈奴’與‘過秦、尊漢’，同為貫穿整個漢初，乃至於整個西漢的基本意識形態；在白登之圍發生之後，漢匈之間，就註定有一場賭上全部國運的全面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