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景帝繼位後的前元元年（前156年）四月，景帝第一次大赦天下，到前元三年正月第二次大赦，接近兩年時間，積攢下來的罪犯人數約為一萬五千人左右。
而從前元三年一月，景帝朝第二次大赦，到前元四年夏天的第三次大赦，不過短短一年多，第三次大赦放出的犯人就猛增到了將近四萬人！
前後一對比，第三次大赦所釋放的罪犯人數劇增！
究其原因，則直指前元三年，景帝劉啟的一道任命：遷廷尉張釋之為淮南王相，故太子舍人張歐任廷尉！
乍一看，景帝此舉只不過是在任命太子家令晁錯為內史之後，繼續往朝堂安插心腹班底，以執掌大權；但從結果來看，任命張歐為廷尉，或許是景帝急於推行削藩策，又別無他法的無奈之舉。
光從第三次大赦的人數就可以看出：張歐任廷尉一年，漢室犯罪率最起碼翻了個翻！
在‘忠厚長者’——廷尉張歐放任下，不知有多少罪惡滔天的死刑犯逍遙法外，搶在張歐簽字透過處決命令前，等來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赦。
犯罪成本直接下降到‘蹲兩年大牢，等天子下一次大赦’的地步，漢室的治安大踏步向著開國初，那匪盜叢生的時代飛奔。
直到景帝發現業務能力出眾的趙禹之後，漢家廷尉才擺脫‘律政透明人’的標籤，逐漸恢復到張釋之任廷尉時的地位。
這，就是西漢廷尉的能量——對的人能做的多好，錯的人就能做得多爛！
這就使得，對胸懷大志，立志要做一番大事業的劉弘而言，廷尉的人選必須慎之又慎。
尤其是在現在，這個法治思想模糊，官員判案基本唯心，只憑個人主觀情感以及民聲輿論而判罰的西漢初，劉弘需要一個合格的廷尉卿，為漢室豎立一個可持續發展，可長久沿用的法制綱略。
劉弘最簡單的選擇，其實就是在歷史上證明過自己的張釋之。
在歷史上，張釋之是在文帝陳平死後，也就是後年，才透過訾官的路子捐為騎郎，在宮中任勞任怨十年，最終得到袁盎的推薦，方得以正式出仕的。
而劉弘上一世沒做好功課，實在記不清張釋之是哪裡人了···
對於這個歷史名人，劉弘只能祈禱自己的到來，沒有引發太大的蝴蝶效應，張釋之能在兩年後按照歷史軌跡，乖乖來長安，然後花錢買個騎郎的官位了···
現在，劉弘只能先找個資歷夠老，能力夠強的人擔任廷尉卿，在張釋之成長為西漢‘法制思想奠基者’之前，撐一下廷尉的局面。
吳公。
王陵給劉弘提供的人選，便是河南郡守，吳公。
乍一聽這陌生的人名，劉弘還沒反應過來，待等王陵說出那句‘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劉弘才反應過來——這不就是歷史上，賈誼的舉薦者嘛！
歷史上，也正是在文帝元年，廷尉出缺，文帝聽說河南郡守吳公乃法家出身，治法頗為公正，和秦相李斯還是老鄉，便召其入朝為廷尉。
吳公奉命入長安，順勢將自己做郡守時，給他提出許多好計策的青年才俊——賈誼，舉薦給了文帝！
淡笑著點點頭，與王陵就明日常朝的事達成默契，劉弘目送著王陵遠去的背影，不由暗自期待起來。
“賈長沙啊···”，
“可真是久仰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