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類，便是舉薦。
祡官和舉薦，就是此時官員選拔的主要手段，以及官員人員最大的預備役來源。
相比起只需要交錢和政審的祡官，舉薦的門檻無疑要高很多。
其一約察舉，二曰徵辟。
西漢初的察舉，包括賢良方正，孝廉，飽讀經書之博士門徒這三種。
賢良方正，被舉薦者多為官員，偶有平民；舉薦賢良方正的詔書，普遍會帶有‘直言極諫’四字，亦有‘舉賢良方正，以正朕之不逮’的字樣。
從這個角度上來說，賢良方正，普遍指敢於直諫，能救治時弊的俊傑。
這樣的人，在被足夠等級的高官，如郡守、郡尉等兩千石官員舉薦之後，會迎來皇帝的面談策文，需要針對國家的政治現狀，寫出一篇符合現實，並有自己獨到見解的文章，謂之：策論。
這就使得，任何妖魔鬼怪，都將在那份名為策論的答卷下現出原形：究竟是真有才華，還是草包一個。
如果有才華，皇帝自然會不吝重用；如果是個誇誇其談的草包，溫柔一點的皇帝會給個名譽博士的名義榮養起來，暴躁一點的，估計就要牽連舉薦人了。
這也是舉薦出身的官員人數奇少的原因——不舉薦相安無事，舉薦了還要擔心被怪罪，蒙上一層識人不明的汙點，多不值當？
不過，舉薦者若是確有奇才，對國家做出了貢獻，得到了皇帝的重用，那舉薦人也是能沾光的——且先不提作為被舉薦人，那個躍過龍門的小鯉魚會感恩戴德，謹記舉薦者的‘知遇之恩’，單是‘慧眼識英才’這一點，就能為舉薦人撈取足夠的名望了。
所以，當遇到確實有才華，優秀到不舉薦心裡都覺得虧的賢良之士，高層官員也依舊會大氣的站出來，以名義作保，向皇帝舉薦這個人才。
西漢最著名的兩位賢良方正，就是舉薦制度的獲益者；其策論不僅直指國家之弊政，解決了國家潛在的或迫切面對的問題，個人名望與策論還流傳於後世，廣為人知。
——漢文帝梁王太傅賈誼的《過秦論》，以及漢文帝太子家令，景帝御史大夫晁錯的《貴粟論》。
這樣的人才，別說是平民百姓了，即便是將全天下的百姓都算在內，每五十年能出一個，便是王朝之大幸！
對於劉弘而言，也只能用可遇而不可求來形容。
孝廉，則相對簡單了：賢名遠播，以德行入仕為官。
這樣的官員，看似要求不高：不需要識文斷字，也不需要有什麼手段、能力，只要夠孝順，就可以被舉薦。
但是，其標準也是高的嚇人——孝廉者，孝名揚於周邊五郡，聞名於廟堂者當之！
也就是說，要想被舉薦為孝廉，就要讓孝順的名氣傳播到周邊一圈的郡，並讓超堂內的某人聽到：某某郡有某某人，做了這樣一件事，當真純孝。
在沒有電子網路的西元前，這樣的人出現的頻率，根本不比‘國士’級別的賢良方正高多少。
只有最後一種看上去沒多少能力，只能藉著父祖餘蔭被舉薦的‘博士子弟’，才是此時最大的官員人選來源。
這類人群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極具理想化，理論化；並不關心怎麼樣才能提高糧產，提高百姓生活質量，而是整日手不釋卷，自怨自愛的指點江山，連如何開一里水渠都不懂，就認為自己可以帶領天下走向盛世的文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