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三月，正當《西安事變》的導演成蔭，站在百老匯大廈的樓頂曝光張學良的秘會路線時。
一輛架著攝像機的麵包車，正從他的腳下緩緩駛過。
然後橫渡外白渡橋，再從外灘一路拍到了南京路。
這輛攝像車裡坐著的一位年輕人，就是自掏腰包35億日元拍攝紀錄片《長江》的日本歌手佐田雅志。
和大多數拒不認罪的鬼子不同，佐田的姓名字尾還是可以帶個君的。
由他耗時兩年拍攝的紀錄片《長江》，記錄了自滬城到蓉城長江沿線的市井城鄉、山川風光。
其中大量片段於兩年後被央視直接引用，製作出了一部人民群眾至今留有印象的紀錄片《話說長江》。
而在浦江剛剛結束的“新星音樂會”演出現場，由吳國松演唱的那首《男子漢宣言》，就是改自佐田雅志的歌曲《關白宣言》。
就在這輛攝像車緩緩駛過和平飯店時，飯店一間套房的客廳裡，一圈沙發外加幾張靠背椅都給坐了個滿滿當當。
一場電影看下來，一屋子的人是依得依、靠得靠。
什麼姿勢舒服，就擺什麼造型。
幾杯熱茶，幾縷薄煙。
幾位社會主義的熱心群眾，正在想方設法的讓更多的人民群眾，從文字入手，瞭解並駕馭資本主義的文化。
“我倒覺得用卡桑德拉有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地方，”
從十來歲就開始用英文寫作業的王世襄，表示：“打小起，我就記不住這些外國名，基本就是讀了後面、忘了前面。”
“我們那時候，”朱家晉明白他的意思：“沒有什麼固定的譯名，都是各叫各的，有時候碰面聊天說了半天，到最後才發現說得是同一個人。”
其實此時的固定譯語也不多，但相對早些年代已經算是有本可依了。
“我的一位鄰居是位老翻譯，”江山看了眼胡嘯：“就是李叔。”
胡嘯點點頭，繼續聽著。
“他們當初在幹校翻書之前，得先坐在一塊統一好人物、地點的譯名，然後再各自分章動筆。但這場會在當時可不是好開得，”
江山說到這擺了擺手：“一個個的建議，別提有多豐富了！”
“別說是他們，”王世襄：“我問你們，Fontainebleau這個詞怎麼譯？”
話音剛落，人人皆動。
哎呦，一屋的能人可算是逮著機會了。
其中就屬不大會說英語的黃永鈺，喊得最響：“楓丹白露。”
王世襄瞥了黃永鈺一眼：“那你知道徐志摩怎麼譯這詞嗎？”
黃永鈺：“嗯？”
不僅是他，王世襄的這一問，讓一屋的人重新消停。
“芳丹薄羅，”江山得意的冒了一句，就差沒晃腦袋了：“這個譯名最早出現在徐志摩的《巴黎的鱗爪》中。”
只見江山單手向前一送，道：“我們一同到芳丹薄羅的大森林去……”
胡嘯怎麼聽怎麼彆扭：“你要沒提前說明，我還真不知道他要到哪去。”
另一邊，黃永鈺眉眼含笑的拍了拍王世襄的肩膀：“你先跟我這位大侄子聊明白了，再來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