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風揚柳，布穀啼叫，提醒人們要應著農時開始播種。根據祖制，每年這個時候皇帝要親自扶犁以示勸課農桑。左戰自然不會拒絕這種好事，四五歲起他就跟著父母下地撿麥穗、割草，深知粒粒皆辛苦。眾人見他有板有眼的扶犁驅牛竟是行家裡手，紛紛長吁短嘆，叫苦不迭。
遠處草青葉綠，河邊傳來牧童的笛聲悠揚婉轉，左戰聽來恰似春的生機。那些大臣可沒有他這麼好的性質，莫說年齡偏大的老臣，就是正值壯年的官吏也多是四體不勤，此時早已上氣不接下氣，渾身痠疼。
左戰看著這群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暗想這種人如何能做好父母官。這些農活你可以不去做，但起碼得懂吧！基於這點他故意在皇莊停留了五天，一是想讓這群五穀不分的書呆子體會一下老百姓的艱難，二是藉機考察那些優秀的幹吏委以重任。白天他與眾人一邊勞作一邊聽老農講授莊稼地裡的知識，夜裡則研究在全國的一千四百多個縣設定責任田。從心理學上講這叫從眾效應，朝廷重臣都快累成狗了，底下的刀筆小吏還敢清閒？
等折騰的差不多了，此時軍機處早已擬好了奏摺，第一時間呈送到他的手中。原來據山東巡撫趙彥的密報，聞香教的王好賢、徐鴻儒暗中聯絡，煽動教眾造反。其中山東的徐鴻儒勢力最大，盤踞在水泊梁山一帶建立偽政權，攻取京杭運河的渡口夏鎮，切斷了朝廷南北漕運的通道。
按照兵部的意思，建議啟用原陝西三邊總兵楊肇基為山東總兵，自慕鄉勇鎮壓這次起義，說白了這種小規模的叛亂司空見慣，並未引起朝廷的重視。左戰一開始也沒放在心上，認為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但是新科進士蔣德璟的那篇《得道者多助》讓他改變了想法，其中“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未有去所助能立者”這句發人深省。
見皇帝食不甘味，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張嫣甚是心疼，不無埋怨的問道：
“聖上以中興盛世為己任，凡事親力親為，徵遼東、訪災區、躬農事，樣樣都是明君的風範，如今為何憂心忡忡？”
左戰心想後宮不得干政是鐵律，但張嫣出自農家肯定另有一番見解，不妨透過她得到一些啟發，於是笑著問道：
“愛妃過譽，朕還擔不起明君二字。你入宮之前，在民間可曾聽說一些關於朝廷的傳聞？”
那張嫣本是心地仁慈之人，更將左戰視為生命來珍愛。眼見他憂思神傷，一時激憤的說道：
“聖上英明睿智，所見所聞定是比臣妾要多得多。不過臣妾尚在老家時，常見地方官吏橫徵暴斂，根本不顧百姓死活，一遇天災便赤地千里，百姓為了生存不得不變賣土地，大戶人家便趁機與官府勾結壓價盤剝。等百姓無地可賣時只能流離失所，在生死麵前活下去是最實在的，誰給飯吃他們就會跟著誰，連易子相食都做的出來，還有什麼不敢的。
這話說的再明白不過了，任何農民起義的初衷其實就是為了一頓飽飯。左戰聽聞如醍醐灌頂，似乎已經找到了解決明末農民問題的那把鑰匙。自古只有官逼民反，當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出現時，憤怒就會如洪水決堤般肆虐。
勤政殿內，軍機處和內閣的骨幹列席而坐，一邊是孫承宗、熊廷弼、戚昌國、袁可立、趙率教、陳策、孫傳庭，另一邊是方從哲、韓爌、楊漣、葉向高、黃克纘、閻鳴泰，帝師範景文、來宗道仍然列席參加，曹化淳、方正化作為皇帝的秘書負責記錄。
這套班子堪稱當前大明王朝的最豪華陣容，左戰不免得意的環顧四周，這才開口問道：
“魯西南的情況如何？”
由於朝廷剛剛清洗了一批參與軍餉、賑災貪腐的官吏，錢謙益、周應秋更是被梟首示眾，眾人心有餘悸紛紛發表自己的看法，生怕落得個瀆職的罪名。作為新晉的內閣次輔，韓熀堅決反對兵部的建議，正義凜然的說道：
“孫尚書反應迅速，佈置得當，不愧是一代名將。可依臣所見，啟用楊肇基為山東總兵並不穩妥，一來此人已致仕多年軍中威信不高，二來讓他自慕鄉勇更是杯水車薪。
我朝雖然周邊戰事不斷，但真正的農民起義還是第一次發生，如果處置不當便會引起四方響應。《荀子•王制》裡曾說‘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聖上斷不可輕視了內部的暴亂。”
左戰聽聞一陣狂喜，心想這韓爌目光獨到驚世駭俗，不愧是一代賢臣，他的見解與自己內聖外王的治國思路不謀而合，於是鼓勵他繼續說下去。那韓熀也不矯情，接著說道：
“聞香教興起於宋朝年間，一直活動在貧苦地區，我大明朝開國以來也是屢禁不止。我們應當對其反思，究其根源是北方連年災害，加上地方官吏盤剝，百姓生活疾苦，為了一口飯吃不得已任憑奸邪之人擺佈。”
韓熀將農民起義的根源歸結為官吏昏庸，曾在山東監督賑災的戶部尚書楊漣自覺臉上無光，主動請罪說道：
“啟奏聖上，去年微臣作為欽差巡視山東，只有魯西南未曾親臨反而釀成今日之禍，臣難辭其咎。可是臣以為目前推行的新政乃治國良策，對於安置流民，恢復災區生產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不宜派大軍圍剿，對其招撫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