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有位重要的思想家黃宗羲，是中國歷史上研究賦稅制度最深入、最系統的學者，沒有之一。他曾指出賦稅制度的“三害”：
“或問井田可復，既得聞命矣。若夫定稅則如何而後可？曰：斯民之苦暴稅久矣，有積累莫返之害，有所稅非所出之害，有田土無等第之害。”
這就是著名的黃宗羲定律，對新中國的並稅式改革非常有啟發，至2006年1月1日，存在兩千多年的農業稅被廢止，彪炳史冊。
左戰想見賢思齊，但任何改革都要立足於當前的國情。十七世紀二十年代初，明朝雖然出現了早起的資本主義萌芽，但僅限於東南沿海的紡織業，大部分地域還是以農業生產為主，這也是朝廷賦稅的主要來源。
新內閣第一次會議的重點就是要聚焦三農，楊漣雖然位列後補委員，但性格直率，眼見自己的副手周嘉謨入閣參政，多少有些不平衡，緊跟著說道：
“啟奏聖上，周侍郎的提議非常好，但還需要斟酌。各地災情不盡相同，有些地方受災輕，當地的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只要賦稅減免就能自行渡過難關。有些地方受災重，當地的條件惡劣，即便減免賦稅也不能解決問題。如今各地旱澇交替，耕地大量荒蕪，老臣建議在減免賦稅的同時，在全國範圍內重修水利，組織流民開墾荒地，從根本上解決糧食問題。”
左戰心想楊漣不僅脾氣大，性子也急，但他是移宮案的第一功臣，自己多少還是要給面子的。可規矩不能破，候補委員是不能發言的，便委婉的說道：
“楊愛卿補充的非常好，明卿要虛心向自己的領導請教。這樣一來方案就會增添一項內容，朕多給你一天時間，後天報給朕稽核。”
楊漣雖然出自東林黨，但性情坦率，嫉惡如仇，做事幫理不幫親，惹得朝廷內外的官吏怨聲載道。可他偏偏是皇帝的寵臣，眾人只好躲著他。左侍郎周嘉謨見老領導很不高興，心裡叫苦不迭。
其實左戰之所以不讓楊漣入閣參政，也是忌憚他的脾氣，將來一旦君臣不和，自己難免會背上殺功臣的罵名。雖然他很理解朱元璋當年為何要成千上萬的斬殺官吏，可他更想學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儘可能讓他們善始善終。
有了楊漣的教訓，左光斗、徐光啟不再說話，韓熀卻早已按捺不住自己的小宇宙，起身說道：
“聖上，楊大人和周大人只提了災區的情況，臣想說一下其他地域的現狀。”臣檢視《太祖實錄》，洪武三十一年間，全國戶數為一千零六十多萬，人口五千八百多萬，可用耕地三百七十多萬百畝。萬曆四十八年間，全國人口一千零八萬戶，人口五千六百多萬，可用耕地七百四十餘萬百畝。
左戰見他有所顧忌，鼓勵的說道：
“韓愛卿繼續說下去，朕說了開會討論時不會因言獲罪。”
韓熀略作遲疑，最終選擇開誠佈公，直言勸諫道：
“臣的意思是應當重新普查人口，測量耕地。”
左戰沒想到韓熀是個愣頭青，竟然敢出頭挑破明朝的膿包，拍手說道：
“韓愛卿言之有理，從太祖高皇帝立國，至今已有二百五十二年，這期間人口怎能沒有增加？萬曆初年由張居正推行的‘一條鞭法’，全國耕地最高為一千一百六十餘百畝，怎麼現在只剩下七百四十餘萬百畝？”
左戰的問題已經很直白了，眾人心知肚明卻不敢答話，氣的左戰暗罵他們沽名釣譽。可是轉頭一想，問題出在自己身上，明朝土地兼併的始作俑者就是朱元璋，他的皇嗣們不僅有俸祿，還有封地呢！玉牒上那幾萬人就得佔據多少田地，再加上自己的皇莊，這才是根本問題。全國能開墾的耕地就那些，可皇家的田莊越來越大，其他官紳也效仿兼併，可不就是越來越少。那些依附在皇莊、王田、私產下的佃戶是不需要繳納賦稅的，那戶部統計他們幹嘛？
左戰心想這個問題太大了，現在還是不挑破這個膿包的時機，萬一遼東戰局不順，自己勢必將眾叛親離，所以必須忍耐，於是說道：
“韓愛卿的提案涉及我朝立國之根本，以後休要妄言。眼下先把朕的皇莊拿出來安置流民，關外按人頭把耕地發給軍戶和佃農。這兩項工作一定要把好關，有虛假瞞報者不論職務、身份，一律抄沒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