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講到宋日之間貿易繁榮，讓宋朝獲利巨大，也讓後來的元朝與明朝都想發兵東征日本掠奪財富。
所以說宋、日兩國在不同行業間的生產效率不同，是導致宋、日間“銅錢貿易”的重要原因。根據眾多歷史資料可知，在宋、日貿易中，宋朝主要出口到日本的大宗商品為宋制銅錢、瓷器、絲綢、宋版書籍等，而日本出口到宋朝市場的大宗商品則為黃金、砂金、白銀、木材、硫擴、水稻，但不包括“賣春女”。
不難發現，宋朝輸出到日本的主要是技術含量、附加值很高的商品，而日本出口到宋朝的主要是初級產品和各種原材料。那麼，當時到底是什麼決定了宋日間的國際分工如此明確呢？這就讓古人很好奇了。
不過，後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之一的俄林，其主要從“生產要素”的角度出發，提出了所謂的“赫克歇爾一俄林理論”，也就是所謂的“要素稟賦論”。
他認為導致不同國家在不同行業上生產效率不同的原因，是它們彼此間國內同一行業的生產要素“稟賦”不同。他認為一個國家會出口自身生產要素富裕的產品，而進口自身生產要素稀缺的產品，這是導致國際分工不同的原因。而各國“稟賦”可分為多種多樣，包括勞動力成本即“人口紅利”、資金、原料、技術等。
他從資本、技術、勞動力、礦產、土地等這些生產要素出發，認為一些先天具有礦產、石油、森林資源的國家，其在國際貿易分工中適合出口礦產、石油、木材；一些先天具有技術、資本資源優勢的國家出口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一些先天具有勞動力資源優勢的國家出口勞動力密集型產品，也可勞務輸出。
比如在宋、日銅錢貿易中，宋朝是個資本、技術大國，且資本、技術資源相對豐裕，那麼資本、技術的使用價格就相對比較便宜。所以，宋朝就出口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如銅錢、瓷器、絲綢等，因為在生產這些產品時，需要投入較多的資本和較高的技術，而日本在當時還不具備大量生產這些商品的能力。
不過，日本先天礦產、森林資源比較豐裕，而資本、技術相對比較匱乏，所以，日本向宋朝出口大量硫橫、木材、黃金、白銀。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宋朝進口原材料、出口高附加值的產品，並處於貿易高階。
而同時期的日本則大量出口初級產品，並進口高附加值產品，且處於貿易的低端。所以說，先天形成的各自“生產要素稟賦”，決定了宋、日間的國際分工長期如此，在技術層面與生產力未突破前無法改變。
每個國家的“先天生產要素稟賦”在短期內很難改變，但在長期內還是可以改變的。比如在後世的西元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德國、日本在二戰後，利用先天勞動力資源優勢和美國援助，在技術、資源相對匱乏時也能異軍突起，發展出先進的工業製造能力。隨著德國、日本經濟快速發展，其資本積累不斷增多。
隨著日本對科技創新的重視，日本的新技術也越來越多，使得日本人的收入水平也隨著經濟增長，在不斷提高。但是，如此一來，日本的勞動力價格也在不斷攀升，最終漸漸喪失了“先天勞動力資源”優勢。
後世曰本在西元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完成了經濟轉型，是因為日本的“先天要素稟賦”發生了改變，勞動力資源不再具有優勢，而資本、技術資源越來越豐裕。於是，日本逐漸變成了一個資本、技術大國，不僅出口豐田汽車、松下電器這樣具有高附加值的產品，而且將工廠轉移到韓國、臺灣、香港、新加坡等地。
待這些昔日的“亞洲四小龍”從日本轉手過來的“勞動密集”產業中獲得生產廉價商品參與國際競爭並賺的盆滿缽滿之際，也開始進行產業升級，將工廠轉移到了中國內地、越南、印度等地，學用資本收割財富。
這是“亞洲四小龍”由“工業資本主義”向“金融資本主義”過渡的時代，卻在“先天要素稟賦”大轉移中造就了中國的“改革開放”與越南的“革新開放”。其實，這是“資本逐利”在驅使著生產要素升級，何必大驚小怪？
但在唐宋時期，經過幾個世紀的徘徊，日本並沒有完成如此經濟轉型，因為經過很長一段時期的經濟增長後，日本依然是一個依靠出口礦產、森林等資源的“貿易大國”，而不是宋朝這樣的資本、技術大國。
經過深入分析，得出了主要原因有兩個：其一，日本雖在西元一世紀（漢朝時期）就經歷了一段時期的經濟快速發展，使得社會財富得到了一定積累，但這些財富被壟斷在少數貴族的手中，與老百姓無關。
而少數貴族的奢侈品消費卻難以維持經濟持久穩定發展，故在外需既定情況下，倭國的內需顯得嚴重不足，使其經濟持續發展漸漸失去了動力。這就是倭國從漢朝時期就主動前來尋求朝以發展貿易的原因。
而當時日本中下層百姓的生活水平很低，且經濟發展的成果很少惠及到底層百姓，再加上高額借貸對底層民眾的盤剝，使日本內需不足問題愈加嚴重。在沒有需求增加的情況下，擴大再生產就難以進行，這就導致財富無法資本化，雖然財富得到了積累，但資本卻難以積累，這就阻礙了日本向資本大國的轉變。
其二，到了唐宋時期，尤其是宋、日“銅錢貿易”不僅滿足了日本貴族和莊園主們的奢侈品消費，而且宋朝精美的瓷器和絲綢也深得他們的喜愛，因為宋朝是東亞技術大國，在很多行業上擁有先進生產技術。
可是，日本並沒有重視學習宋朝先進的生產技術，更沒有加大對生產技術研究和投入，這些都阻止了日本向技術大國轉變。所以，在宋、日“銅錢貿易”的末期，宋朝依然是資本、技術大國，而日本依然是礦產、森林資源大國，直到宋朝被元朝所滅，大量宋朝商人逃亡到日本避難，並逐漸左右了日本社會輿論。
因日本的“先天生產要素稟賦”在長期內並未改變，而宋朝依然處於宋、日貿易貿易的高階，只出口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而日本依然處於貿易低端，並出口初級產品，竟讓忽必烈誤認為日本到處是金銀。